我們通常認為唐時出現的萬邦來朝，是向唐朝進貢的意思，但這僅僅代表著各民族首領向唐朝臣服，而各地臣民的內心也對唐朝仰慕嗎？事實上也是的，當時唐朝存在著個人自由的政治理論，還有比較自由的生活空間和學術氛圍，具有海納百川的氣度。難怪李世民曾興奮地說：“天下英雄都被我裝到口袋里了！”這是何等的豪氣啊，李世民大帝哲學思想具有怎樣的深度，又是什么力量促進了萬方來朝呢？

建國初期，李世民就展現出了王者風范。李淵父子西入關中，在鐵騎掃長安之前，有一個決定性的戰術，就是屈和李密。李淵聽取了李世民的建議，給李密寫了一封信，說自己年事已高，將來當盟主的一定是李密。結果真的麻痹了李密的注意力，對李淵的戰略部署不聞不問。這一招成功地牽制了李密及東郡隋軍的兵力，又堵住了成皋之道。進長安后，李淵從全國的政治形勢考慮，感覺到自己羽翼尚未豐足，仍然立隋室為皇帝較為有利，第二年就自導自演了一出禪讓戲，正式登上了皇帝寶座，改國號為唐。

李唐集團建立政權后，李淵作為天子不便親征，太子建成也需要在京師處理軍國重事，這樣東征西戰統一天下的責任就落在了李世民的肩上。李世民想很快占領東都洛陽，東出潼關與李密等部交手，感覺到東部地區各軍事集團的力量很是強大，就采用了先顧根本，再取關東的戰略方針，決定先平定隴右、代北地區的割據武裝力量，解除關中背面和側面的威脅，同時蓄積力量，鞏固關中根據地，然后轉向東方，奪取關東及江南地區，達到統一天下的目的。

唐太宗擊敗突厥開辟西域，即保證了內地安定，又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這個功績足以彪炳歷史。消滅東突厥便取得了經營西域的條件，李世民為奪取絲綢之路的控制權，繼續向西進取吐谷渾。緊接著占領絲綢之路上最大的貿易商品集散地高昌，使高昌成為了唐軍經營西域的基地，然后消滅西突厥。唐太宗已然成為了絲綢之路的保護人，對各國各族使節說，“商旅可行矣”。唐太宗在公元641年，完成了“漢藏親如一家”的壯舉，對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貢獻是極為突出的。在648年，吐蕃幫助唐朝消滅天竺，共同維護了絲綢之路的安寧。

首先應該肯定，李世民在經營絲綢之路的過程中，表現出對外來文化的極大寬容態度。如他自己所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為父母。”為了避免不能寬容對待胡人，反而被胡人所殺的禍事，只能因勢利導，將胡人看作是與漢人同樣的百姓，將胡人置于自己的庇護圈內，從而實現共同的政治目標。他對當時的“胡化”與“漢化”潮流，均能采取正確的態度，下令將胡人一視同仁，“四夷降戶，附從寬鄉，給復十年。”自己親做表率，漢人被突厥等掠走后，他出錢贖回;漢將壓制迫害其他種族將領，同樣會受到處罰;突厥將領李思摩跟隨太宗討伐遼東，被流箭射中，太宗皇帝親自為他吮血，將士莫不感動;在李世民的大臣中，突厥將領擔任要職的有很多，李世民還答應鐵勒諸姓要求，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通一道，謂之參天可漢道，西北各民族可以循此道入長安。

唐太宗不僅對周邊少數民族如此，對外國來賓與外來文化也有獨到表現，即使外來思想也兼容并蓄。李世民本人并不信佛，也并非基督教徒。他卻承認大秦人在中國的信仰自由權利，大秦基督教徒阿羅本到長安，受到唐太宗的接見。他下詔書說，“道無常名，圣無常禮，隨方設教，密濟眾生。”李世民認為佛教既然已在中國立足，便沒有必要取締，相反可以因勢利導，利用佛教來鞏固自己的政權。玄武門之變成功后，李世民為消除僧人心中的疑惑，一方面贊揚佛教的種種好處，另一方面又限制僧尼的數量。李世民對玄奘傳奇般地西行歸來，高度評價了玄奘的成就。李世民一生篤信儒學，堅持以儒治國，但對佛教并不排斥，這正是他開放與寬容胸懷的反映，也是他取得突出政績的原因之一。

唐太宗于公元627年改元貞觀，他知人善任，虛心納諫，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法令，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其中最有影響的首先是建立宰相機構各部門反復議事制度，以發展科學制逐漸消弱恩蔭特權，精簡官僚機構，選拔有才識的士人委以重任等政權措施。推行“撫民以靜”的恢復發展農業政策，制定了“偃武修文”的文化建設方針，提出一整套“以儒治國”的教育方法，以強化民族的共識。他還虛心納諫，改變了封建專制的一些弊端。另以開放寬容的心態對待外來文化因素，對待各民族兄弟如手足，使絲綢之路和東北的中外文化交流事業獲得極大發展，這是李世民特別值得敘述的歷史功績。

大唐帝國具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各民族臣民當然是心存向往。筆者認為看一個國家民族的發展，最主要的還是看教育。唐朝的高等學府為什么能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假使李世民大興文字獄，那些學府每天只學習李世民大帝哲學思想，或研究大唐飲食文化、房事寶典之類的，哪會有萬邦來朝的盛況出現？據記載，唐朝首都長安有三間最高學府是世界上最可觀的高等學府。學者在這里可以自由地進行學術研究，而不必擔心被限制或遭受什么非議，即使是今天的清華、北大也會自嘆不如啊！這才是大唐盛世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