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一場由民族主義激發而來的革命，而民族主義又極容易發展成種族的仇殺主義，這種傾向在武昌起義的一開始就表現得十分明顯。參與起事的革命士兵呂中秋回憶說，最先發難的工程營在起事之前公議“禁令十條”，其中即有“勾結滿人者斬”、“私藏滿人者斬”兩條。為證明革命的合法性，辛亥年對滿人的殺戮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有意隱去，但歷史終究是歷史，革命也具有多樣性，它不可能像處女一樣的清白。

起義爆發后，測繪學堂的革命學生試圖殺死他們的旗籍同學松景，后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殺戮會嚇走學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據第三十標的革命士兵魯祖軫回憶，當時他們所在標(標相當于團)的各棚都有一兩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負責解決，起義時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劉秉鈞負責結果一名叫雙璧的旗兵，但當他緊跟在雙璧的后面，待機動手時，“我棚正目陳佐黃見我遲慢，即高舉槍托猛擊雙璧頭頂，原期結果性命，不料槍托稍偏左，雙璧順勢滾下樓梯，一溜煙向第一營旗兵營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駐防地，但隨著清末新政的鋪開，一些滿人(主要是荊州八旗)因為各種原因而移居到這個省會城市。從1904年起，在湖廣總督及荊州將軍的安排下，荊州旗兵被輪派到湖北新軍中受訓(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鎮第三十步兵標(團)，其中第一營中的兩個隊(每營共四隊，每隊大概150人)和第二、三營的各一個隊，大概一個營的兵力為旗兵構成，他們的統領也是滿人。第三十一標也有一個隊的旗兵，另外大概還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隊或軍事學堂。盡管這些人在當晚的起義中沒有抵抗(或來不及抵抗)，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殺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滿姓家族(扎、包、鐵、布)均被殺害，八旗會館也被完全摧毀。第二天的早上，當十八星旗飄揚在原總督衙門時，滿人們的尸體也堆滿了鄰近的街道。

據武昌起義者的回憶，“革命黨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殺掉，就是送到革命軍政府槍斃，很少幸存下來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講話。越是不講話反而越是證明是旗兵。直到首義成功三天之后，軍政府下了命令，捕殺才停止”;“首義后兩天，還有不少的旗兵四處竄擾，間或也有少數人趁火打劫，同學蕭杰臣、劉邦欽、傅人俊、王兆鴻等，聯合部隊在長街劉天保對面某住宅內，拿獲槍械齊全的旗兵十余人，當即槍決。江學行、李春山等亦隨蔡等出營，沿途消滅旗籍兵士甚多”。

毋庸諱言，革命總是伴隨著血腥、殺戮與混亂的，即便是號稱“和平的、代價很小”的辛亥革命，其在革命的進行過程中，同樣存在著一些并不是那么值得頌揚的東西。武昌起義的領導者之一熊秉坤曾回憶說，12日的反滿暴力達到了頂峰，那天的殺戮是如此的駭人聽聞，以至于一百多名紳商聯合起來，一致要求湖北軍政府阻止其士兵進入民宅搜索滿人，但軍政府卻以軍事需要為借口而拒絕了，直到漢口的11名外國領事出面干涉后，軍政府才于13日下令停止這種殺戮。盡管他們心里并不愿意，但出于外交上的考慮，列強在這場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路透社的記者于14日來到武昌，他“發現到處都是滿人尸體”，他估計有八百人被殺。一名軍政府的代表則在巡視武昌后估計有四五百名滿人在起義后的前三天被殺，由于擔心傳染疾病，受害者的尸體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亞伯則聲稱，有四百名“滿人士兵”被殺，另有三百名被關押在監獄，大約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釋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為過早的釋放而在回荊州的途中被殺害。美國歷史學家周錫瑞認為，對武昌的滿人來說，“那差不多就是屠殺”。

如果旗兵被殺是因為他們具有潛在危險的話，那么殺害婦孺似乎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在路康樂的《滿與漢》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一個將要被殺害的滿人婦女可憐的哀求：‘我們是無罪的，我們也憎恨我們的祖先，因為他們虐待漢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殺死我們這些沒用的婦女和孩子，你們能得到什么呢？為什么不釋放我們以顯示你們的寬宏大量呢？’士兵們雖然有所觸動，但不敢回應，還是將她們殺死了。”

在這場風暴中，滿人婦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為她們的頭發、服飾和漢人女子有較大的差別。更要命的是，即使這些可以改扮，但她們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滿人女子不纏足，她們原本引以為為自豪的天足，這時卻成了危險的來源。

相比而言，武昌起義中被殺的滿人并不算多，最嚴重的是陜西西安。西安的滿人大概有2萬多人，城墻很高，防御堅固。1910年，美國社會學家E.A.羅斯到陜西游歷訪問時，他對當時的滿城和滿人頗不以為然：“在西安，如今的八旗子弟居住區城墻東倒西歪，空氣沉悶，到處是雜亂和腐爛的景象。在一個軍事演習的大場地，滿清高級軍事官員正在一旁檢閱邊奔跑邊打靶的騎兵。那些懶洋洋的享有特權的八旗子弟雖然曾在軍隊里受過所謂的訓練，但畢竟缺乏堅強的意志和戰斗力，行軍二十英里他們就會垮下來”。

在革命軍攻打了一天一夜后，西安滿城終于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從南面和西面涌入，并將城內的所有居民視為敵人加以攻擊(或者說殺戮)，據一位名叫J.C.凱特的英國傳教士事后的調查，“無論長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樣被殺……房子被燒光搶光，那些希望躲過這場風暴的人最終也被迫暴露。革命軍在一堵矮墻后，放了一把無情的大火，把韃靼城焚燒殆盡。那些試圖逃出來進入漢城的人，一出現在大門，就被砍倒在地。兩名新軍的年輕軍官后來回顧時承認：‘沒有必要殺死這么多滿人士兵及其家屬。’”

殺戮極其殘酷而且徹底。據凱特的記錄：“當滿人發現抵抗徒勞無益，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請求革命軍放他們一條生路。當他們跪下時，他們就被射死了。有時，整整一排都被射殺。在一個門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滿人就這樣被無情的殺死了。”

三天后，革命軍下令停止屠殺，據凱特的估計，滿人死亡的人數“不下萬人，他們為了避免更悲慘的命運，要么被殺死，要么自殺”，換句話說，至少有一半的滿人被殺。整個滿城也被搶劫一空，而存活下來的人，有錢人被敲詐，小女孩被綁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輕的婦女則被迫成為窮苦漢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驅逐出西安。

傳教士李提摩太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中說，“1911年10月22日，陜西省首府西安爆發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萬五千名滿族人(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都被屠殺”。在事后的回憶中，陜西革命士兵黨自新也不無隱晦的承認，攻破西安滿城后，各戰斗隊伍分成若干小隊在城內逐巷逐院的進行搜索戰，在此其間，一些士兵和領隊官殺死了一些不必要殺死的旗兵和家屬(這段話可與前面凱特所說的相呼應)。

李約翰在《清帝遜位與列強》一書中引用英國外交文件稱，西安為革命黨所占據，男女老少約有一二萬人的駐防旗營(滿蒙八旗)實際上被全部消滅，8名外國僑民也在混亂中被殺(這些文件為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根據當地傳教士的報告后發給外相格雷爵士的電報)。李約翰是知名傳教士李佳白之子，也是庚子年使館之圍中年齡最小的外國避難者，當年中外間的血腥殺戮想必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革命中的濫殺，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事的江湖會黨所造成的。據陜西革命黨人張奚若的回憶，革命后的西安完全被哥老會所控制，就算是革命黨出城也須經會黨首領同意。領導陜西革命的分別為會首張云山及同盟會張風翙，張云山混跡兵營多年，后在陜西新軍中開香堂，吸收上千名新軍士兵，勢力很大。但是，會黨是一群騷動不安而極其兇險的烏合之眾，由其充當主力(哪怕是會黨士兵)的革命難免出現各種混亂，其中也不免失控性的殺戮。

辛亥年，凡是有滿城的地方，都出現過濫殺的情況，只是程度上往往因地而異。當然，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辛亥年悲劇發生時還是有很多漢人設法去保護那些無辜滿人的，如武昌的士紳要求軍政府禁止士兵進入民宅搜索滿人，一些西安幸存的滿人也在事后回憶稱為漢人老百姓所救。在鮮血與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終究要高于那些莫名的革命沖動與無邏輯的理念。

辛亥事變后，廣州滿族宣布和清政府脫離，后人叫“和平易幟”，放下武器、脫掉軍裝、走出八旗軍營，但是激進的黨徒仍然殺害滿族，大量的滿洲人被殺，部分紛紛逃離居住了200 多年的家園，到廣東的鄉下隱名埋姓、改稱漢族，一些人因逃亡廣東順德，自稱關姓漢族，順德籍貫人，直到80年代才恢復自己的滿族族籍。光緒年間廣州八旗3萬，到辛亥事變已經是1500人了。

當時杭州、河南等地殺滿人，把砍下的人頭扔進井筒子里，一個一個的井筒子，填得滿滿的。清帝遜位，民國政府簽字清室優待條件的墨跡未干，那些反動會道門組織的革命黨徒就對滿人進行了一場遍及全國的大屠殺。接連殺了好幾天，才在中央政府的一再制止下停刀。很多滿洲八旗駐防軍的后人都有一本血淚史。

1911年10月西安滿城劫后余生 逃入英國浸信會的滿人照片，當時城內滿人逃生只有兩條路，一是趁起義軍不備翻越城墻而出，二是逃入教會受外國人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