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施從濱之女施劍翹在天津居士林，刺殺了正在誦經念佛的孫傳芳。施從濱原是山東軍閥張宗昌的部下，1925年率軍同孫傳芳作戰被俘，隨后遭殺害。10年之后，施劍翹“為父報仇”。

施劍翹行兇后并未逃走，反而在現場散發傳單，隨后被趕來的警察拘捕。當月底，此案交由法院審理。在此后近一年的訴訟中，控辯雙方在法庭上唇槍舌劍、你來我往。法庭之外，社會圍觀熱情亦頗為高漲。

同情者，力挺施劍翹之舉蘊含“孝思”，呼吁寬赦。施劍翹的律師，亦據“父受誅，子可復仇”之古訓，為其辯護。而檢方則以法治無情相詰難，指斥被告以數千年之舊倫理，文飾其罪。

法理權威與道德倫理驟然緊張之時，法權并未占得上風。法庭與社會各方，圍繞施劍翹之所為，在“罪行”與“義舉”之間反復博弈。

圍繞“自首”及“情可憫恕”展開爭論

1935年11月25日，天津地方法院開審施劍翹一案，文人豪擔任主審法官。控辯雙方主要圍繞“自首”及“情可憫恕”兩問題展開爭論。關于自首問題，施劍翹刺殺孫傳芳后，并未逃離，反而散發傳單，申明為父報仇之意，并遣現場人員替己報案。

但因案發之時，眾人慌亂逃命，并無人前去報案，后警察趕到，逮捕了施氏。控方認為，施劍翹是自知無路逃脫，不得不繳械投案，并非主動自首。辯方則認為，施劍翹刺孫之后，并未逃匿，且傳單上寫有“大仇已報，我即向法院自首”等字樣，所以施劍翹有自首情節。控方據此反駁，謂“自首”乃施氏事前預謀，以此希冀減刑，實乃犯罪計劃之一部分，其設計之工，用心之巧，實屬情無可原。

為父報仇，是否“情可憫恕”，是法庭上激烈爭論的另一問題。辯方稱，施劍翹的父親施從濱作為俘虜，被孫傳芳冤殺，其女為情思所激，方有報仇之舉，據春秋之義，父受誅，子可復仇。故施劍翹的刺殺行為，情有可原。

辯方的立論，理據有二：其一，施從濱并非死于沙場，而是作為俘虜且未經軍法審判，被孫傳芳個人殺害;其二，替父報仇乃中國傳統應有之義，故情有可原。控方針鋒相對，指出施從濱并非死于孫傳芳個人之手，竭力強調施從濱之死，乃按軍法處置，若以其死為仇，應仇法，而不能仇人。且反問，施從濱殺害之人，亦不知幾何，豈都能報仇乎？

回應第二個問題時，控方已從根本上否定傳統大義，慨然指出，春秋時代，法律尚未進化，國家權力之觀念，社會秩序之重要，未為世人所知，故有復仇之說。但近世以來，國家進化，法律頒行，子報父仇已不適用，否則，法律失效，社會秩序不堪設想。此一論說，以當下社會秩序為憑藉，斷然否定復仇的道德正當性，隱藏其后的邏輯，乃是傳統道德同當下社會秩序的對立。

1935年12月16日，天津地方法院一審宣判，認定施劍翹有自首情節，但未采納“情可憫恕”一節，判處有期徒刑10年。雙方輸贏各半，都對判決不滿。控訴方以為，自首殊難成立;施劍翹則認為判刑過重。由此，案件上訴至河北高等法院。

“小女子”與“大軍閥”

1936年1月29日，河北高等法院開審。控辯雙方仍圍繞前此兩問題爭論。法庭上施劍翹有意以情動人，聲稱孫家有錢有勢，自己孤苦零丁，凸顯“以弱女子之軀，勇搏軍閥”的形象。

其實施氏并非孤苦零丁，其弟施則凡時為馮玉祥參謀，其夫施靖公在閻錫山手下當旅長，此二人為施劍翹后來獲得特赦出力甚大。但時人囿于信息閉塞，加之為情感所激，多以“小女子”敢與“大軍閥”相搏為想象劇情，社會同情之聲甚是高昂。

辯方的另一策略，是要求援引之前的司法判例。3年前，鄭繼成以復仇為由，刺殺張宗昌，最終被特赦。因案情相似，辯護方據此要求寬赦。但控方反駁道，鄭繼成本為國法不容，被赦乃僥幸之事，被告亦受此影響，妄思效法，倘再不依法嚴懲，將來盲從之人又不知凡幾，足以妨害國家秩序，擾亂社會安寧。

1936年2月11日，河北高等法院宣判，否定了施劍翹自首情節，但認定“情可憫恕”，判處施劍翹7年有期徒刑。雖判決依據恰好同前次顛倒，雙方又是輸贏各半，然而刑期減輕，辯護方算是略勝一籌。此后，雙方又訴諸南京最高法院，雖然狀詞變動不大，但控方新提出一質疑，卻也值得注意。

“情可憫恕”是建立在“為父報仇”這一說辭之上，而為父報仇之說能否成立，則取決于施劍翹之父是死于法，還是死于孫傳芳個人之手。但問題是，即便認定施從濱死于孫傳芳個人之手，而事情已經過去10年，施劍翹刺孫之動機，是否還能純粹的被認定為“為父報仇”。控方指出，在迭次審理中，毫未調查施氏刺孫之真實動機，竟以犯罪行為，譽為壯烈之舉，是變懲罰為獎勵。當時及后來坊間有傳言，稱施劍翹背后有更大的支持者，甚至有人影射蔣介石為幕后主使。但傳言是否屬實，無法查證。法庭及民間似乎更傾向于接受“報仇”之說。

社會圍觀

弱女子含恨十年，臥薪嘗膽，最終刺殺大軍閥，實現為父報仇之夙愿。此一故事，暗合傳統倫理與社會心理期待，蘊藏著豐富的想象與言談空間，極具戲劇性，故起始就為社會各方深切關注。刺案當日，《新天津報》刊出號外，予以特別報道。第二天，此事又上了京津各大報紙頭版頭條。

刺案之后，施劍翹利用各種機會，向大眾媒體反復訴說為父報仇之心跡。據其事后回憶，此種作為，是想利用復仇故事，博取社會同情，以達減刑之目的。從社會輿論呈現一邊倒的態勢看，施氏此一策略，確實準確把握了公眾心理，可謂相當成功。

社會其它方面，更是不難想象。

河南省開封縣總工會反應最為迅速，早在1935年11月18日即致電國民政府，要求特赦。施劍翹的家鄉安徽更為積極。旅京安徽學會、安徽各師范學校、工人團體、同鄉會、商會等紛紛上書或通電請求特赦。此外，全國婦女界，如江蘇、浙江、上海、云南等地婦女團體，亦發表公開言論，多以施劍翹為婦女界之光榮，請求免予處刑。因社會輿情過于洶涌，天津地方檢察院敏銳地意識到，審判有被輿論左右的危險，故而規定不準外人會見施氏，意圖阻斷施氏通過媒體與社會互動。

另一方面，孫傳芳的親友也在努力消解施劍翹所構建的復仇故事，以求在道德倫理層面不輸與人。案發后，孫家后人積極聯絡報界，澄清刺殺經過，力證施氏兇殘，同時著力聲明，孫家“雖有后嗣，絕不報復”，意欲彰顯孫家之寬厚，以博社會同情。

同孫傳芳私交甚好的前國務總理靳云鵬，亦積極聲援孫家。他一邊指斥施劍翹兇悍潑野，目無國法，一邊聲言孫傳芳早已改過自新，橫遭不測，實乃可嘆。另外，因孫傳芳是山東人，山東同鄉會亦為孫傳芳開追悼會，指出孫傳芳建山東會館，捐款賑災，其功德可感。無奈當時的中國民眾對孫傳芳往日涂炭生靈的軍閥形象，記憶猶深，一時難以刮目相看。

情法交鋒

綜觀檢察院、施劍翹、孫家親友之作為，無論是意圖擴大輿論還是限制輿論，三方都意識到社會輿論同審判的密切關聯。且都重視情對法的影響，彼此的差異點，僅在于對“情”的爭取與限制。

后來事態發展表明，檢察院的限制、孫家親友的努力，較之于社會對施劍翹的同情，都不免相形見絀。各地請求特赦的電函，多認為孫傳芳為軍閥余孽，民國罪人，施氏刺孫是為國除奸，飽含著孫傳芳死不足惜的味道。另一面，認為施劍翹報仇舉動，其志可哀，其行可憫，所表現出的忠孝之氣，亦能振奮世風，在民德墮落之際，甚是可貴。

總之，細品各方函電，施劍翹非但無罪，反為挽救世風的道德典范，基于法律條文而被規定出的“罪”，全然不被社會接受。至此，傳統倫理所認同的正義，同現代法律所規定的正義，在施劍翹一案中，以激烈的對立方式呈現出來。

當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情施劍翹的行為。部分知識精英，指出施劍翹的作為屬于愚孝，是封建信仰的余毒。如《國聞周報》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若以孝為基礎的私人復仇被提倡，將引發暗殺之風，導致社會秩序崩潰。

還有一種聲音，乃是要求司法獨立，堅持法外無情，唯法律是尊。如《法律評論》、《獨立評論》中若干文章，都力圖申說“人情是一事，法律又是一事”。然而，此種法律至上的主張，卻被輿論邊緣化。甚至在法律界內部，也有人質疑獨尊法條的做法，例如蕪湖律師公會就致函司法院，請求“原情特赦”;而法學家胡寶蟾也提出“論法還是要講理，講理首先還是要推情”的觀點。

有關施案的爭論，基本囿于報紙雜志，參與者、發出聲音者多為知識精英，上書要求特赦者也多是各團體的頭面人物。那么當時一般平民百姓對施劍翹刺孫案具有怎樣的認知呢？因資料所限，今天已難尋蹤跡。但有一線索值得注意。施案發生后，各地劇院紛紛據此編導戲劇，搬上舞臺。11月25日，《施小姐槍斃孫傳芳》在東南大戲院上映，12月5日，《施劍翹槍斃孫傳芳》在著名的共舞臺演出。這些戲劇的傳統倫理道德傾向性極為明顯，無不突顯施劍翹的孝女、俠女形象。一部原名《孫傳芳被刺記》的戲劇，上演過程中直接改名為《孝女復仇記》。這些戲劇的迅速流行，正是契合了當時民眾的心理期待，亦可見一般民眾早以傳統倫理道德為根據，做出了自己的“正義”審判。

最具意味的是，施劍翹被宣判后不久就被國民政府特赦。特赦的緣由，并非全因輿論壓力，據說權勢人物的活動也起了相當的作用。傳聞馮玉祥曾為此事積極奔走，國民黨兩位女中央委員張默君、陳璧君也出力甚多。一審主審法官文人豪事后回憶亦稱，施案受到社會權威人士的種種干擾。

無論如何，一場交織著現代法治、傳統倫理、權勢運作的審判終于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