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認為，大清之敗，乃敗于全民腐敗，而非一人之過。而我朝野則盈廷虛驕，均以為殺一李鴻章，萬事皆了。梁氏更是痛責，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則只能曰狂吠而已。

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

這幅對子，雖不工整，卻極為著名。這“李二先生”，指的就是李鴻章，李氏在家行二。

上聯之“楊三”，據說乃京師之蘇昆名丑。甲午戰爭后，在演那《白蛇傳》時，對李鴻章極盡嘲諷之能事，正好李鴻章家人在座，氣憤不過，上臺劈了其幾記耳光，致其自殺。亦有說其為慈禧皇太后在宮中供奉演戲，因不憤李鴻章在馬關“賣國”，而自殺尸諫。亦有說此名角并非“楊三”，而是“劉趕三”，但“趕三已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對不上，就改成了楊三。

“楊三”之事，雖是野叟村言，無稽之談，但李鴻章之“漢奸”罪名，自馬關簽約，卻是人言洶洶，儼然板上釘釘。

“屈迎回鶻馬，羞引漢龍旗”

李鴻章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風云際會間，扶搖而上，諸事順利。及至中日甲午之爭，陸戰痛失朝鮮，海戰痛失北洋，狼煙燃于盛京之龍興之野，倭患及于曲阜之圣人宗廟。隨即匹馬渡海，以此老殘之軀深入虎穴，忍辱負重。

及至馬關街頭遇刺，輾轉病榻之上，李鴻章時思感激此刺客，經此一劫，李鴻章之報國之心、辦事之難或可為國人略知也;李鴻章亦時思痛恨此刺客，何以不能一槍致命，或可一了百了。倘或就此斃命馬關，于李鴻章一己而言，實是幸事。后人思及李鴻章，或可敬為身死前敵之烈士，令名得以保全。人云“千古艱難唯一死”，其實，死并不難，難的是斷臂求生、忍辱負重，唯有肩負李鴻章般不可承受之重擔者，方能明了。

《馬關條約》，實非喪權辱國之因，乃是喪權辱國之果。即令李鴻章身死東瀛、馬關之約胎死腹中，莫非便可“權不喪”而“國不辱”？舍此城下之盟，倭寇必將攻占北京、飲馬黃河，而列強之虎視眈眈者，為免倭人獨吞，必將一哄而上，瓜分豆剖，則我大清帝國固將雨打風吹而去，泱泱五千年之中華或亦將自此陸沉。

馬關議和，實乃無奈之舉，即令好為清談、口水抗日如翁同龢者，也不得不贊同此議。翁師傅心知肚明，口水難擋倭刀、清談不可救國，只是君子雖好肉食、卻不愿近庖廚。他們是斷不肯委屈自己，為國為君為民來肩負這忍辱之角色。只有李鴻章這般的“戇大”，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甚至還不怕“臟”，春帆樓(馬關和談之地)內隨狼共舞、與虎謀皮，明知不可為、不能為而勉力為之，內心之焦灼、凄惶，無以名狀。自污如此，李鴻章一生之事業，自然掃地無余，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后生輩描畫都盡”。奈何，奈何！

甲午之役，李鴻章作為軍事之主帥、外交之檔手，固然罪無可綰。但是，自李鴻章于同治十年(1871年)首訂《中日修好條規》，三十余載，無時無刻不告誡朝野上下應警惕日本，未雨綢繆，卻都如對牛彈琴。功計于預定而上不行，過出于難言而人不諒，此中苦況，卻向何處宣說？

洪楊(太平軍)亂平之際，李鴻章就曾建言，此乃吾中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非幡然變革無以自強。其時之日本，君臣一心，學西法、興洋務，臥薪嘗膽，日漸崛起。以當時之情勢，如吾中華有以自立，日本則將附麗于我，窺伺西人之短長;如吾中華無以自強，日本則將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之崛起，絕不在我之掌控之中，我所能做的，無非因勢利導，自強則可合彼之力，共謀當世生存之一席之地，不自強則必受其噬。

其實，外交之道，首在實力，所謂“以夷制夷”，無非權宜之手段而已，絕非根本，不可指望敵手身上還能流淌著道德的血液。李鴻章當國日久，周旋豺狼虎豹之間，豈能不知本末？如吾中國不能自強，因循虛飾，自壞根本，內患已增，則處處皆我敵國，又何分東洋、西洋？弱國外交只能因勢利導，以變應變，根子里惟有自強二字，此所以李鴻章力倡韜光養晦之因。

及至日人奪我琉球、進窺臺灣，而俄人占我新疆、進窺西北，虎狼遙相呼應，海、陸烽煙并起，東、西警鐘齊鳴。權衡輕重緩急，朝廷乃以西北為重，遂有左宗棠西征之事，終致南疆底定、西北安寧，其代價卻是琉球之失(見《中國經營報》2009年10月12日第1829期D1-D2版“西域狂沙東海浪”)。

自北洋建軍，艱難曲折，乃至練成大洋勁旅，其假想敵始終都是日本。李鴻章無時敢忘，日本貧而多貪，詐而鮮信，通曉我中國典章，其力不為弱，其志不在小，禍在咫尺，誠為我中國永遠大患，遠非西洋諸國居七萬里以外可比。往不可諫， 來猶可追，臥榻之側，已有勁敵酣睡，我中國惟有臥薪嘗膽，力求自強，方能生于憂患，而免死于安樂。

“存亡國家淚，凄絕病床時”

不料，北洋成軍之后，堂皇頗有規模。朝中袞袞諸公洋洋自得，以為憑此世界第八之海軍，便可高枕無憂。翁同龢執掌度支(財政)，凡遇北洋水師更新用款，無不駁詰刁難，至光緒十七年(1891年)，甚至將南北兩洋購買洋槍、炮彈、機器事，暫停兩年，致令我艦隊徒有龐然之外表，噸位雖重、炮徑雖大，卻無快艦、快炮，行動遲緩，開戰后處處受制于人。

甲午戰前，翁同龢為搏個人虛名，并陷李鴻章于進退維谷，乃高調主戰，“俗不拉幾”(合肥話，沒有實力卻愛表現)。李鴻章曾怒目相視，責問其平時縮減軍費，臨戰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翁同龢竟答稱北洋軍費如果緊急重要，李鴻章何以不再三申請，其錯居然亦在李鴻章。翁之門生王伯恭亦曾坦言，翁曾親口所言，中日之戰無論勝敗，都有把柄好整治李某人了(《蜷廬隨筆》)。因私廢公，誤國不淺，恭王臨終告誡皇上(光緒)，翁同龢主戰而又不備戰，既失外交之良機，又令實已落伍之陸海兩軍陷入險地，“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恭王薨后，皇上乾綱獨斷，將翁逐回原籍。及翁之死，慶王為之請恤，皇上盛怒，歷數翁誤國之罪，首舉甲午之戰。太后不語，慶王不敢再言，故翁無恤典。李鴻章及翁同龢二人，何人誤國至深，皇上、太后等知情者自有明斷。

倒是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能一窺李鴻章當家之苦、之難。其在呈交天皇之《對華邇言》中說：“中國實屬不明日本之真相，雖識者亦甘于表面之觀察，輕侮指笑，自以為得者滔滔皆是也。獨李鴻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體，又有對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書朝廷，請整頓海防，文中曰：‘日本陰柔有大志，宜陽與之結好，陰為之備’云云。彼確實期望兵備完成之時，再對日本有所行動。故彼至今為止，以所謂陽交陰備對待我國。此意見亦非李氏一人之意見，如已故之彭玉麟、左宗棠、丁日昌等，亦同有此意見。故可視為中國對日本之政略也。”

日本外相陸奧宗光雖是敵手，卻亦為李鴻章辯護，論及甲午戰前李鴻章早有增兵朝鮮計劃，卻被翁同龢等否決，設若及早增兵，中日之戰局究竟如何或未可 知。“北京政府竟徒呈黨爭，對李竟加以如此兒戲般的譴責，清政府也可說是自殺的政策……李鴻章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之下，終能支撐中日交戰的局面，日夜孜孜從事于外交和軍事上的活動，其處心亦甚可憫了。”

甲午戰后，陸奧對其同胞得勝后的驕態，頗多批評：“對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觀的判 斷，絲毫不作客觀的分析研究：只重內而不顧外，只知進而不知止”，“此時如有深謀遠慮的人，提出穩健中庸的主張，就被目為毫無愛國心、膽小卑怯之徒，將為社會所不齒，勢不能不忍氣吞聲，閉門蟄居。”此一逆耳忠言，于我朝野也實能振聾發聵。

宗方小太郎更有驚人之語，認為大清之敗，乃敗于全民腐敗，而非一人之過。而我朝野則盈廷虛驕，均以為殺一李鴻章，萬事皆了。那些峨冠博帶、指天畫地者，自以為氣吞東海，舌撼三山，后人梁啟超斥其為“虛驕囂張之徒”，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長，以為快談，而不思解決之道，“此輩實亡國之利器也”。梁氏更是痛責，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則只能曰狂吠而已。

誠哉斯言！

今日名詞之濫用，未有如“漢奸”二字者也。不顧勢禁形格、不察來龍去脈、不問細節情由，動輒冠人以“漢奸”之大帽者，令辦事人逡巡不敢向前，其貌似愛國，實乃誤國、亡國，倒頗類似“漢奸”之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