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國共兩黨為了民族大義，實現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此過程中，曾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國民黨空軍飛行員，執行向延安空運經費的任務，同時兼顧中共領導人的交通聯絡之責。也正是那段進出延安的經歷，讓他接觸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袖，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蓬勃生氣與民族氣節。這位飛行員名叫李學炎，抗戰期間服役于陳納德將軍旗下中美混合團，曾領軍摧毀42架敵機。1949年后隨國民黨空軍撤退臺灣，2014年去世，享年102歲。這位老人長期把這段經歷深埋心底，直到臨終前才公布出來。我的一位臺灣朋友長期致力于國民黨空軍史料的搜集工作，與李學炎等先生私交甚篤，因此我有機會了解到這位飛虎將軍與延安的不解之緣。

李學炎，廣東梅縣人，1932年考入中央航空學校三期，高級飛行訓練時被分配到轟炸專業，相繼飛過道格拉斯O-2MC(時稱“大達機”)、可塞式(Corsair)以及諾斯羅普(時稱“諾斯洛普”，NotthropGamma 2E)飛機。航校三期原計劃于1934年底結業，但由于當時國民黨在江西圍剿中央蘇區進入高潮，前線的國民黨軍急需飛行員駕機轟炸蘇區縱深，因此把航校教員都征調走了，甚至連三期準畢業生里也被挑走六名飛行尖子，去為第五期新生帶飛艦隊式(時稱“弗力提”，Fleet)初級教練機。而等到10月，航校又收到支援前線的命令，不得不安排更多的三期生駕駛教練機去參加內戰。

對當時的國民黨空軍來說，對地攻擊的最佳型號當屬新到貨的諾斯羅普單翼飛機，但考慮到國共交戰的江西山區地形復雜，單翼機的轉彎半徑遠大于雙翼機，所以最后決定安排9架可塞式(V-91C Corsair)教練機上場，它們被分配到中央空軍第2隊，隊長是王勛(即王叔銘)，副隊長王伯岳，三名分隊長則是“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后歸來的原東北空軍老將孫仲華、李世珍、王星垣。當時第2隊的駐地是江西南昌，機場就在鄱陽湖畔，這批稚嫩的航校三期生先坐在可塞機后座熟悉當地環境，飛兩趟后再被放單飛。其實，當1934 年10 月李學炎去第2隊報到時，中共中央和紅軍已經決定放棄蘇區向西突圍，開始兩萬五千里長征，而國民黨空軍則一路尾隨，追炸不止。當紅軍進入四川后，國民黨空軍為支援負責圍堵的胡宗南部隊，多次派機轟炸中共首腦機關駐扎地松潘。1935年7月17 日，云南航空學校畢業的國民黨空軍第3隊副隊長朱嘉鴻帶著廣東航空學校畢業的隊員郭詩東，共同駕駛編號為“305”的道格拉斯飛機前往松潘西北方向襲擊紅軍，結果在名為“色耳古”的地方被紅軍擊落斃命。事情僅過了半個月，8月3 日，已調入第6 隊的李學炎也奉命空襲松潘，當天領隊長機由已升任第6隊隊長的王伯岳駕駛，其后座上端坐李學炎的同期同學、準尉見習官謝集泰，沒想到這架長機也步了305號機的后塵，在低空掃射時被紅軍機槍擊落，兩人當場殞命。此戰之后，李學炎又多次駕機經過現場，還能發現那架飛機的殘骸仍留在山頭上。

當中央航校四期結業后，又有四名新隊員來第6隊報到，其中楊國健和俞蔭椿兩名少尉在1936年1月1日共同駕駛“605”號機空襲四川金雞關的紅軍陣地時，因導航失誤撞到荒山上，無一幸存。

從長沙到廣州

1936年注定是中國命運大轉折的一年，盡管付出巨大犧牲，工農紅軍依然以百折不撓的精神氣概結束了長征，在陜甘寧交界處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據地，而隨著日本侵華步伐日益加快，蔣介石集團“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遭到全國民眾以及國民黨內部其他實力派的強烈反對，隨之發生一連串“政治地震”。

1936年6月至9月，廣東軍閥陳濟棠與廣西桂系軍閥白崇禧、李宗仁聯合舉兵反蔣，由于廣東空軍實力不俗，蔣介石特命中央空軍將配備新式諾斯羅普轟炸機的第2、9隊轉調湖南長沙，不時前往廣東與廣西邊界偵察，監視兩廣部隊是否有北上跡象，其間也曾遭遇對方飛機攔截，但大家似乎有所默契，一經接觸就各自回避，避免擦槍走火。

兩廣事變最終以廣東空軍被蔣介石重金策反，陳濟棠下野流亡而告終，中央空軍則全盤接收原廣東空軍的人員和物資，其中李學炎隨第6隊進駐廣州天河機場，對他來說，這可是回到了廣東老家，母親特意從梅縣趕來與他相會，而李學炎的同學更是在當地完成終身大事。

到了12月間，李學炎因患上傷寒住院，沒想到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在西安強逼東北軍、西北軍“剿共”的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等愛國將領扣押，南京國民政府采取“打談并舉”的路線，命令中央空軍第6隊急調洛陽，擺出轟炸西安的架勢。這次調動中，只有李學炎一人沒法前往，等到他出院后，就直接調到新成立的中央航校廣州分校(即之前的廣東空軍航校)，擔任第八期飛行生的教官。

為延安運送軍餉

1937 年初，李學炎再度回到第6 隊，當時西安事變已經政治解決，國民黨中央軍已全面接管整個陜西的防務，空軍第6 隊和第4隊也駐扎在西安機場，而他們擔負的任務已不再是去轟炸陜甘寧邊區的紅軍，而是專門負責與邊區的中共政權進行聯絡。原來，張學良在發動西安事變之前就與中共開始合作，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雙方實現第二次合作，中共愿意為了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接受部隊改編，將紅軍重新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由于事涉重大，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必須經常往來于延安和西安進行會商，國民黨空軍奉命為他提供交通用機服務。到了1937年2月后，國民政府必須為新改編紅軍提供軍餉，大批現金都從南京國庫先運到西安，再由當地駐防部隊負責轉送延安。

然而，首次擔負解餉任務的國民黨空軍第4隊專機出發后，卻在黃土高原上找不到領航參照坐標，導致無功而返。由于這是國共雙方二度合作的開始，出這樣的事情很容易引起誤解，國民政府遂將任務轉交第6隊執行，上峰還交代要選最好的飛行員，最終隊長金雯挑中剛剛歸隊的李學炎。李學炎自己也不敢掉以輕心，他先找來當時唯一由《申報》發行的1 ∶ 20萬比例地圖進行研究，可是等到自己真的駕駛“602”號可塞式飛機升空，才發現地圖上標注的許多河流都已干涸，“靠河找路”顯然行不通，于是他只能跟蹤地面上唯一比較清晰的痕跡——馬車路，一段一段地向延安推進，最終抵達目的地。

邊區非常歡迎李學炎的到來，而他也對這群山溝里的共產主義者充滿了好奇。負責接收軍餉的是當時主管邊區財政的林伯渠，李學炎發現這位“財政一把手”居然穿著打補丁的褲子，這與中國傳統上管錢的人頗不相稱，顯示共產黨有著清廉的一面，而林伯渠告訴這位國民黨飛行員，紅軍每人每月都是領一塊錢，其他物資都是真正的“共產”。

由于是首位送禮物而非扔炸彈來的國民黨飛行員，李學炎還得到了中共領袖毛澤東的接見，直接進到毛居住的窯洞里。只見這位曾被國民黨宣傳機器形容為“青面獠牙”的領袖，卻是一副教書先生模樣，蓄著長發，面色泛黃，他的窯洞里只有板凳和土炕，連喝水的杯子都是自己捏陶燒制的，但洞內卻到處擺滿了哲學和歷史書籍，若是不知天下大事的人，恐怕會以為毛澤東是在修身養性而非指揮軍事。毛澤東對李學炎不斷強調“民主、團結、抗戰”的主張，并非?？隙ǖ貜娬{：“將來抗戰，就要靠你們飛將軍。”當原定20分鐘的見面到點時，毛澤東看出這位年輕的飛行員對共產黨人仍然充滿好奇，索性問他還想見哪位名人，李學炎第一時間想起早年國民黨懸賞十萬大洋捉拿的紅軍總司令朱德，這一賞格與毛澤東相同，既然價錢一樣，自然朱毛的地位也是相當了。得知李學炎的想法后，毛澤東笑著說：“總司令每天下午要打40分鐘籃球。”接著，親自搖電話去確認，再叫人帶李學炎去球場。

到了球場，李學炎卻沒有見到任何“大人物”，而他只記得國民黨宣傳中的朱德是個“伙夫模樣”，“其貌不揚”，卻不清楚其真實長相。過了一會，一名勤務兵模樣的人坐到李學炎身邊，李學炎禮貌地打了個招呼，但對方似乎沒聽清楚，于是李學炎想他可能是一名副官而不只是個兵，所以再問他：“您貴姓？”不料那人回答：“小名朱德！”真是人不可貌相。李學炎想把握機會和朱德多聊幾句，沒想到朱德非常認真地談論起國民黨空軍的實力，表示從純粹技術角度觀察，無論偵察還是轟炸，現在的國民黨空軍都比早年在江西“圍剿”蘇區時強大多了，這讓李學炎有些五味雜陳。

有了第一次通關的經驗，李學炎之后再去延安更是有備而來，他不僅隨身帶著筆記本請求中共領袖們簽名留念，甚至還帶著照相機去為他們拍照，然后剪輯成冊，留下今天后人所看見的題詞。再過了十余年后，國共再度分道揚鑣，隨國民黨逃臺的李學炎仍然帶著這些珍貴紀念，直到去世前夕才披露了“只言片語”，讓后人回味那段特殊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