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謂之所以能登上佞臣榜，僅僅因為一個人，他就是名垂青史的寇準寇大人;而其間的因緣際會，僅僅因為一件小事，那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溜須”事件。

關于溜須事件，史書上是這么記載的：天禧三年(1019年)，三起三落之后的寇準再度出山，取代王欽若成為宰相。也就在與寇準拜相的同一天，丁謂也再次升官進入中書省成為參知政事(副宰相)。二人成為同事，關系也非常親密。寇準曾多次向擔任丞相的進士同年李沆推薦丁謂，但被李拒絕。寇準問其原因，李回答說：“看他這個人啊，能使他位居人上嗎？”寇準說：“像丁謂這樣的人，相公能始終壓抑他屈居人下嗎？”然而，有一天，中央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會后，身為內閣成員的寇、丁二人都參加了宴會。宴會間，寇準的胡須上沾有一些飯粒湯水，身旁的丁謂見了，起身上前替他徐徐拂去。這一舉動在同事兼好友間，自是常理也合常情。可是寇準不以為謝，反而板起了臉，冷笑著說了一句讓丁謂下不了臺的話：“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須耶？”

那么，丁謂為什么會上佞臣榜，而寇準卻上了忠臣榜呢？

先來看丁謂這個人吧。

丁謂的遺憾也許就是現代人的遺憾，現代人的遺憾也就是寇準的遺憾。

丁謂，字謂之，后改為公言。蘇州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生于966年，正牌的科舉進士。丁謂年少的時候就以才出名，當時著名文學家王禹偁看到丁謂寄來的作品后大驚，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后，二百年來才有如此之作。可見他仕途起點之高，令人頭暈，也就不足為怪了。淳化三年，也就是初登進士甲科之時，就擔任了大理評事、饒州通判，相當于副省長。只過了一年，就調回了中央，以直史館、太子中允的身份到福建路(北宋廢“道”為“路”，初為征收賦稅、轉運漕糧而設，后逐漸帶有行政區(qū)劃和軍區(qū)的性質)去采訪。回來之后，就當地的茶鹽等重要問題寫了篇調查報告，引起了皇帝的重視，當上了轉運使，相當于節(jié)度使，并且還兼職三司戶部判官。不過，由于宋代派系斗爭的傳統(tǒng)，丁謂仕途后來也有起伏。

丁謂的才干，其實遠在寇準之上。

宋人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了一個“一舉而三役濟”的故事，說的就是丁謂。大中祥符年間，禁宮失火，樓榭亭臺，付之一炬。宋真宗命晉國公丁渭擔負起災后重建的重任，修葺宮廷。丁謂采取了“挖溝取土，解決土源;引水入溝，運輸建材;廢土建溝，處理垃圾”的重建方案，命人將街衢挖成壕溝以取土，再把水引入壕溝，以便將城外的建材通過水路運進城中，等房屋建好后，那些壕溝又成了廢墟垃圾的回填場所，不僅“省費以億方計”，還大大縮短了工期。這樣精巧的規(guī)劃、縝密的思維，即使是現代都市的規(guī)劃師也未必想得到，只要看看城市里的馬路有人恨不得裝條拉鏈就知道了。

再看他另一件大事。丁謂官拜副相之后，四川一帶發(fā)生了以王均為首的少數民族叛亂，中央先后征調大批兵馬前往平亂，都被叛軍打得落花流水。丁謂受命于危難之際，深入蠻地，竟然以兵不血刃之勢，安撫了叛亂。

接下來看看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今陜西渭南)人。比丁謂大五歲，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進士，淳化五年為參知政事。寇準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其實也只因一件事，那就是中學課本里講的“澶淵之盟”。宋景德元年(1004年)，遼軍大舉侵宋，寇準力主抵抗，并促使宋真宗渡河親征，與遼訂立“澶淵之盟”，暫時穩(wěn)定了局勢。《宋史》上提到寇準最多的就是兩個字“正直”。不過，說他“直”，沒話講;說他“正”，就值得重新考量了。

“澶淵之盟”后，有人對皇帝說：“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皇上聽說過賭博嗎？賭博就是傾其所有孤注一擲，寇準就是把您當作他的“孤注”啊。這個比方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當時的中央并沒有勢力和遼國抗衡，會盟前，寇準曾經威脅和談代表，說要是超過了某某數，就要砍他的頭。想來皇帝聽了這話，心上一定會隱隱作痛吧。

寇準一生為官遠不止“三起三落”，但都是因其不“正”而導致的。仗著“澶淵之盟”有功，寇準的權力欲達到頂峰。“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上亦以此待準極厚。”因而，寇準得以毫無顧忌地大權獨攬，實行宰相專政，常常居高臨下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特別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來依制度不應由宰相插手的御史任用上，寇準都大權在握。史載：“準在中書，喜用寒峻，每御史闕，輒取敢言之士。”寇準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而不愿遵守規(guī)定，“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當時中央流行著一種偏見，瞧不起南方人，寇準也終生瞧不起南方人，一直排斥南方人。景德二年，14歲的晏殊以神童召試，時任宰相的寇準因為他“(屬)江左人”，也想壓制他。所以后來丁謂偏要把他貶到南方之南的雷州，讓他病死在那里。

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在王旦的力薦下，寇準重回權力之巔，任西府樞密正使。兩個人本來應該同心合力，但寇準似乎不大瞧得起這個晚于他為相的同年。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態(tài)度與王旦共事，而是不時地給他找些麻煩。史載：“(寇)準為樞密使，中書有事送樞密院，礙詔格，準即以聞。上謂(王)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則？’旦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既坐罰，樞密院吏惶恐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只令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就是說，寇準對東府送來的文件，總是要千方百計地找差錯，找到了，并不與東府商量，直接呈報給皇帝，借皇帝來責罰王旦，有意出東府的丑。

一報還一報，后來，東府的人也有樣學樣，凡西府送去的文件，他們也找岔子，以報復寇準。但王旦卻沒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是直接把文書退給了樞密院，沒有報告給宋真宗。當樞密院吏把這件事匯報給寇準時，寇準感到非常慚愧，第二天，見到王旦，對王旦說：“王同年大度如此耶！”

王旦的行為雖然讓寇準感動不已，但寇準還是一有機會就不放過攻擊王旦。他的行為與后來王旦處處保他相比較，真是“復復何言”。

當寇準得知將要被罷免樞密使時，便托人求王旦要更高一點的官(使相)。對于寇準這種跑官要官的做法，王旦感到很吃驚，說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別人的請托。王旦這種態(tài)度使寇準又羞又惱，“深恨之”。但當宋真宗問起王旦，寇準罷樞密使后應當給他個什么官時，王旦卻說：“準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為朝廷之光也。”在寇準為使相的任命頒出后，“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嘆，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

王旦為相12年，病重之際，宋真宗讓人把王旦抬進宮中，問以后事：“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王旦開始并不直接回答宋真宗的提問，僅說：“知臣莫若君。”宋真宗沒辦法，只好一一點名來問，王旦都不表態(tài)。最后，真宗只好請王旦直說：“試以卿意言之。”王旦這才說：“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但宋真宗對寇準的性格不滿意，說：“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這時，王旦固執(zhí)地堅持：“他人，臣不知也。”

然而，這一次，寇大人一上來就碰上了丁謂這樣一個才氣和才干都比他高的對手。寇準在和丁謂的爭斗中，因為看不起劉皇后而得罪了她。擔心自己的處境，寇大人決意發(fā)動政變。然而，機事不密，一次酒后失言，自己走漏消息，被丁謂的親信覺察到了，很快寇大人就走上不歸路，曾被寇準壓制過的馮拯等多人紛紛出了口惡氣。半年后，真宗還念念不忘：“寇準之居相位，多致人言。”

莫名其妙的是，“多致人言”的寇大人竟然也能名垂青史！唉，說到這里，不得不嘆，有些事情，原本就不該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