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先生在《岳飛傳》后記中指出，有關岳飛的史料主要有三類，即官史、野史和家史。官史即南宋的官修史書；野史是民間的私人著述；家史則是岳飛之孫岳珂的《鄂王行實編年》，而家史在后世影響最大。在這里，先撇開野史不談，主要就官史與家史對岳飛的記述略作評述。

先說官史。官方修史是我們的優秀傳統，中華古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長達數千年，就得益于這一傳統。然而，在歷史上，既有“臟唐臭漢”、“弱宋腐明”的說法，亦有“相斫史”、“吃人史”的評價。岳飛是南宋時期的民族英雄，對于這一結論，畢竟爭議不多。但在南宋官方的史書中，對岳飛史跡的記述，卻頗多貶損之處，原因何在哉？南宋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由于趙構、秦檜賣國集團的暗算，岳飛竟慘遭橫死；十四年后，秦檜方壽終正寢。

在這期間，秦檜始終以宰相兼領“監修國史”，“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鄧廣銘《岳飛傳》，以下未注明者同)，緊緊抓住筆桿子不放。而且，他在史館中大力安插親信，秉記事之職者非其子弟即其黨羽，“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宋史》)而岳飛自從戎之日起，即以“盡屠夷種，迎還二圣”為己任，而這與不惜賣國求榮，一味茍安自保的趙構、秦檜之流是不能兼容的。盡管岳飛屢建奇勛，秦檜及其黨羽又怎么可能將其功績歸檔入史呢？因此，“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于詞色。其間如闊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不特如此，有時甚至故作曲筆，顛倒事實。紹興十年，岳家軍在郾城、穎昌等地與金軍作戰，連戰皆捷，趙構、秦檜卻逼令岳飛“措置班師”。即使如此，凱旋途中，岳飛仍兵援陳州以顧大局。

就是這段歷史，史書是如何記載的呢？“岳飛在郾城，眾請回軍，飛亦以為不可留，乃傳令回軍，而軍士應時皆南向，旗靡轍亂不整，飛望之，口塑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三朝北盟會編》)從而將岳飛描述成一個丟盔棄甲，狼狽逃竄的“逃跑將軍”。本書作者薛夢莘雖非史官，但據鄧廣銘先生考證，這條記載完全是作者“從南宋官修史書抄來”，這就不能不帶有秦檜之流的深深印記。

再看家史。所謂家史，類似于今之晚輩為其尊長撰寫傳記。在這類傳記中，出于血緣、親情、通誼的考慮，往往出現隱惡揚善的毛病。

岳珂系岳飛之孫，對他筆下的“鄂王”、“先臣”也就是他的祖父是如何記述的呢？應當說，為整理岳飛的史料，他確曾下過大量搜遺輯錄之功夫，“積日累月，博取而精核之”，用了五年時間才編成這部《行實編年》。岳飛作為一代英烈而慘遭橫禍，由于他事功卓著，即使在當時，不僅在民間口碑相傳，備極推崇，在官方，南宋孝、寧兩朝，也已公開為其平反。按理說，岳珂只需客觀、真實地記述乃祖的史跡就夠了，這不僅是對其先祖負責，也是對公論的尊重。然而，岳珂卻未能跳出親情和歷史的局限，字里行間往往摻雜一些隱惡揚善或錦上添花的東西。比如，他在書中有意隱諱了岳飛少年時代曾在官宦之家做過莊客(類似于今之保安或長工)的往事，本來貧下中農出身的岳飛，卻被塑造成出身詩書翰墨之家、“尤喜《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的富家子弟。再如，他在書中極力為乃祖曾因“建儲”(立太子)受到皇帝斥責的史實進行辯誣，反而指責他人的如實記述“荒謬不根，顛倒錯亂”。

紹興十年，岳飛在河南的作戰行動，不過是攻克許昌，威逼開封(東京)而已，而岳珂卻在書中憑空杜纂出一段“先臣獨以其軍進至朱仙鎮，……遣驍將以北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術奔還京師。”為了幫乃祖錦上添花，竟無中生有地編造了一場“朱仙鎮大捷”。

從人性的角度而言，“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莊子.人間世》)可謂深明世情的確然之論，然而，評騭是非，著書立言，能夠做到善人之善而不溢美，惡人之惡而不溢惡，殊非易事。

秦檜對岳飛的溢惡，如果其旨在粽謗異己，因而佛頭著糞的話，那么，岳珂對岳飛的溢美，如果不是適得其反，至少是畫蛇添足了。現在之人，往往習慣于享受溢美之詞而誅伐溢惡之事，其實，“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漢.楊雄《法言.淵騫》)溢美、溢惡，半斤八蔖，都不是什么好東西。考諸前人，鑒之歷史，今之為史、為志、為傳者，寧不深長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