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魯迅的遺物”

“我好比是一只蝸牛，從墻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墻頂的……”

“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作為魯迅的舊式太太，一個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朱安留下的話語不多，但句句都耐人尋味。她凄風苦雨的一生給世人留下許多回味。通過走訪朱氏后人，實地勘查采訪，鉤沉相關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等，作者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魯迅的影響，并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女性的無聲之聲。

陌路婚姻

按照周作人的說法：“魯迅是在那一年里預備回家，就此完姻的。”不過他也聲明自己當時在外讀書，對重修房屋與魯迅結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憶里也說：“……后來把這情況又告訴魯迅，結果魯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應了，說幾時結婚幾時到，于是定局結婚。定了日子，魯迅果然從日本回國，母親很詫異，又是高興又是懷疑，就叫我和鳴山兩人當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聽話。”事情的進程當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說得那么簡單，但他的說法和通常我們所知道的大相徑庭，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和好友，與魯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的會上他也說到這事：“魯迅先生最初是學醫的。他受的是很嚴格的科學訓練，因而他不相信許多精神生活。他常對人說：‘我不知什么叫愛。’但是家中屢次要他回國去結婚，他不愿放棄學業不肯回去。后來家中打電報來了，說母病危，先生回國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結婚的布置都已停當，只等他回來做新郎了。魯迅先生一生對事奮斗勇猛，待人則非常厚道。他始終不忍對自己最親切的人予以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國，包辦婚姻是天經地義，悔婚是很嚴重的事。魯老太太把魯迅騙回國，實為無奈之舉。其實，這一天是遲早的事，逃避終究不是辦法，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犧牲掉個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這命運。

魯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這在新婚之夜就已經定局。

當晚，魯迅像木偶一樣任人擺布，進了洞房。周冠五當時20歲，他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形：“結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臺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一座陳舊的樓梯上，一級一級都鋪著袋皮。樓上是二間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開，新房就設在靠東首的一間，房內放置著一張紅漆的木床和新媳婦的嫁妝。當時，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郁，很沉悶。”

王鶴照從13歲起就在周家當傭工，前后近30年。1906年魯迅結婚時，他已經18歲。他是第一次看到這位周家大少爺。

魯迅新婚第二天，表現得很決絕。這一夜究竟發生了什么？像王鶴照這樣一個傭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魯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里哭了。

王鶴照的回憶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細節，只是缺少旁證。有人指出，當時是大夏天，在紹興根本用不著蓋被子。對新婚夜的情景，周光義也曾有追述，似乎沒有這么戲劇性。據他說，當時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擔心著新夫婦的動靜，一到夜深，她親自到新房隔壁去聽。發現他倆很少談話，兒子總愛看書，遲遲才睡。二三天以后，魯迅住到母親的房間里了，晚上先看書，然后睡在母親的床邊的一張床里。

王鶴照說因為魯迅第二天早晨不高興，“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臺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有去”。魯迅即便沒有拜老臺門，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還是有許多繁瑣的儀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曉，新娘盥洗完畢，吹手站在門外唱吉詞，老嫚把一對木制的紅衣綠褲的小人兒端進來，擺放在新娘床上，說：“官官來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討賞封。

一起吃飯，自然也只是一個儀式而已。之后要“上廟”，新夫婦坐著轎，老嫂、吹手跟在轎后，先到當坊“土谷祠”參拜，照例還要再到宗祠去參拜祖先。

當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廳里供兩桌十碗頭的羹飯，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后，新郎新娘并肩而拜。然后“行相見禮”，依次按輩分拜族中長輩，與平輩彼此行禮，最后接受小輩的拜禮。

新婚夫婦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門”，亦叫“轉郎”，新夫婦往女家回門，在老嫂、吹手的簇擁下，坐轎來到女家，至大廳拜女家祖先，參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后，還要請新郎進入內房，坐在岳母身旁聽她致照例的“八句頭”，八句頭說完后新夫婦才辭別上轎。

魯迅“回門”一事，朱家房客陳文煥曾回憶道：“我10歲光景，聽一個名叫劉和尚的泥水作講起，說：‘朱家姑爺來回門，沒有辮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趕去看熱鬧。’”劉和尚講的“朱家姑爺”就是魯迅，在當時剪掉辮子簡直是特大號新聞，因此引來不少圍觀者看熱鬧。

雖然魯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這一系列麻煩的儀式，可是新婚燕爾他卻做得很決絕，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的房中。我們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發生了什么，魯迅為什么會這么失望。對此，周建人的解釋是因為朱安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結婚以后，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信，統統都是白寫，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內侄女，媒人又是謙嬸，她們婆媳倆和我母親都是極要好的，總認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總是靠得住的，既然答應這樣一個極起碼的要求，也一定會去做的，而且也不難做到的，誰知會全盤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憶，朱安拒絕讀書、放足，這都事先告知過遠在日本的魯迅，他不可能對此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周作人則說“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從照片來看，朱安的身材確實偏于矮小，但魯迅不喜歡她，肯定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婚事是母親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結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訴說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說過這么一句沉痛的話：

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魯迅的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許多人引用，以證明他對朱安確實毫無感情，只有供養的義務。

因為“母親”(其實是母親所代表的社會和家族)的要求，魯迅被迫成為“禮物”的接受者。據孫伏園說，魯迅雖然當新郎，穿靴，穿袍，戴紅纓帽子，一切都照辦。但那時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結婚前一切我聽你做主，結婚后一切我自己做主，那時你們可得聽我的。”很明顯，魯迅將朱安僅僅視為一件禮物，作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禮物，那么就隨便他怎么安置這件禮物了。從這一點說，他還是個主動者。

可惜的是，作為“禮物”的朱安本人是無法意識到這一點的。婚后第四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沒有人提到，朱安在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過來的。不知她是一動不動呆坐在新房里呢？還是一邊垂淚，一邊聽那些過來人現身說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頭？也許，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蝸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總能等到周家少爺回心轉意的那一天。

出售魯迅藏書事件

自母親去世后，當時已經附逆的周作人擔負著長嫂的部分費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隨著物價的上升而漲到150元、200元。對于收周作人的這筆錢，朱安內心并不情愿，而且這筆錢也很難維持起碼的生活，她的生活貧困至極。因此，她聽從了周作人的建議，決定出售魯迅的藏書。周作人令北京圖書館開列了藏書目錄，準備委托來薰閣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國報》刊登了這一信息，許廣平聞悉，憂心如焚，立即給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寫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萬不要賣書，好好保存他的東西，給大家留個紀念，也是我們對魯迅先生死后應盡的責任。請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詳細告訴我你的意見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照顧你，請你相信我的誠意。”

同時，許廣平委托律師在9月10日的《申報》上發表申明：“按魯迅先生終身從事文化事業，死后舉國哀悼，故其一切遺物，應由我全體家屬妥為保存，以備國人紀念。況就法律言，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公同共有物，不得單獨處分，否則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規定。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廣平等決不承認。”

聽聞朱安打算出售魯迅藏書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魯迅生前好友內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責任阻止此事，他給在北京的朱安寫了信，但可能這封信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只能從朱安請人代筆的回信里體會到內山先生的一片苦心。信中說：“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歸山，我今年也已經六十六歲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飯飽，一點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窮的現在，我也仍舊知道名譽和信用是很可寶貴的，無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壓迫，比信用名譽更要嚴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賣書還債，維持生命，倘有一籌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這種下策呢！”從信中可體會這位毫無謀生能力的老婦人凄涼的晚景。

得知魯迅藏書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都很焦急，不僅由許廣平、內山完造出面寫信阻止，該年10月，還推舉唐弢、劉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釋勸阻。這事的經過在唐弢的《〈帝城十日〉解》及《關于周作人》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10月10日他們從上海出發，到北平后，將書信一一投送，一面請趙萬里把舊書出售的路子堵死，一面訪問了宋紫佩，10月15日由宋紫佩陪同一起去西三條見到了朱安：

那天宋紫佩陪著哲民和我到西三條二十一號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朱夫人和原來侍候魯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見到我們，兩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來，里面是湯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幾塊醬蘿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狹長臉，裹著南方中年婦女常用的黑絲絨包頭，看去精干。聽說我們來自上海，她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

宋紫佩說明來意，我將上海家屬和友好對藏書的意見補說幾句。她聽了一言不發。過一會，卻沖著宋紫佩說：“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說著有點激動的樣子。

長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對上海方面的誤會，在來客面前，朱安的情緒顯得很激動。在困頓的歲月里，哪怕是作為“魯迅的遺物”，她也被世人長久地遺忘了。萬千辛酸，使她發出了這悲愴的吶喊。其實，從她的內心來說，一定也不愿意賣掉魯迅的藏書，她之所以同意這么做，恐怕也存著這樣的心思——希望借此提醒人們她這個“遺物”的存在。也正因為如此，當唐弢將日本憲兵逮捕許廣平等的經過告訴她，并將海嬰的情形說了一遍，她的態度立即發生了變化。當她聽到海嬰病已痊愈，竟說：大先生就這塊肉了，為什么不將海嬰帶到北平，讓她看看。于是氣氛一轉，藏書出售問題便也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