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從十七歲到二十七歲在荊州州治襄陽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居住了十年。這個時期他做了一件深刻影響當世，而巳激發起后世贊嘆的大事：建安十二年他向劉備提出了《隆中對》。

《隆中對》對劉備集團的發展壯大和蜀漢政權的建立產生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于是后代不少的人便給《隆中對》涂上一層層神秘的色彩，如“未出茅廬，已知天下三分”， “一言而定其機勢”， “定王業于胸心，決神機于掌握”，等等，把《降中對》幾乎說成是上帝降下來的福音書，把諸葛亮也幾乎描述成了一個末卜先知、無所不能的神靈，而《隆中對》也就逐漸成了一個神乎其神的不易解開的謎。

要解開這個迷，要真正了解《隆中對》的醞釀及產生的經過、重要內容及意義，就得從深入了解諸葛亮在隆中的生活入手。

諸葛亮在隆中生活的十年，正是全國政治軍事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

從全國看，在中原地區，呂布、袁紹、袁術，張繡等大大小小的割據者已先后失敗，曹操基本上統一了北方。孫權占據江東，“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其勢力在不斷發展。韓遂、馬超等人占據關中，但內部矛盾甚多，互和猜疑，勢孤力弱，不能有所作為。劉璋割據益州，但是昏庸無能，內部不穩，他的統治已搖搖欲墜。

從荊州看，刺史劉表號稱“八俊”之一，其實他是一個目光短淺的“坐談客”。荊州在他的統治下， 表面上“萬里肅清”，實際上政治動蕩，社會經濟荒殘。東有孫權，北有曹操，強鄰虎視，危機四伏。劉表為人“外貌孺雅，而心多疑忌”， “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當時從中原地區逃到荊州避亂的有名人物，為數不少，都沒有受到劉表的重視。至于荊州集團的重要人物龐德公、龐統、司馬徽等人也沒右博得劉表的青睞。司馬徽曾經被老氣橫秋的劉表輕蔑地斥為“小書生”。龐統曾經被劉表的重要官員傅巽說成是“半英雄”，譏刺嘲弄之意，溢于言表。

荊州地主集團看出劉表碌碌無為，也就采取與他不合作的態度。龐德公曾經幾次謝絕了劉表的邀請。這個集團一方面加強聯絡，等待有利時機，與別的實力集團結合，尋求政治出路，一方面積極物色和培養新生力量，作為在政治舞臺上的代表人物，力圖開創新的局面。他們看中了居住在隆中的“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的青年諸葛亮。

諸葛亮家境清寒，沒有顯赫的門第，少年時代過著流離轉徙的生活，吃夠了軍閥混戰的苦頭，身受過強宗豪族的壓制，因此他的思想感情與廣大民眾的思想感情有許多相通之處。‘但是諸葛亮畢競不是勞動人民，他是一個庶族地主，他‘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有著出將入相的抱負，懷著取威定霸的雄心。他要奮力登上政治舞臺，“展其器能”， “建立功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諸葛亮突破重重困難，積極展開活動，并不是象他后來在《出師表》中所宣稱的“茍全性命于亂世”的那種情態。

首先，諸葛亮竭盡全力來發展他同荊州地主集團的關系，并收到顯著效果，可以說他后來己成了這個集團在政治舞臺上的代表人物。

荊州地主集團是一個以庶族地主為主體的集團。它的頭面人物是龐德公。龐德公的名氣大，交游廣，見識也高。他的周圍團聚了不少的有才干的人。所以這個集團擁有相當強大的潛在力量。諸葛亮對龐德公是必恭必敬的，每次到龐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可見龐德公也很賞識這位青年，沒有把他當外人看待。后來諸葛亮的小姊嫁給了龐德公的兒子山民，兩家的關系更是不同一般了。

由于龐德公的聲望高，各地名士常到他的住處來聚會―― 鹿門之會。諸葛亮在龐德公的提攜下，有機會參與這些重要聚會，增長不少的見識，受到不少的啟發，了解更多的實際情況。同時，各地名士對這位“有逸群之才”的青年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通過各種渠道，榆揚稱說，使諸葛亮的名聲逐漸傳布到許多地區去。龐德公在這一方面做了錦上添花的工作。他叫諸葛亮為“臥龍”，叫龐士元為“風雛”。這些雅號，一經品定，不脛而走，于是諸葛亮的名氣越來越大了。

諸葛亮和黃承彥的女兒結婚，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因為黃家的姑娘雖則有些才學，但是其貌不揚，對于諸葛亮來說，還不能說是十分理想的配偶。當時的人就把這件事作為“笑樂”的話題。這門親事最后為什么終于辦妥了呢？看起來，還是政治上的考慮起了有力的促進作用。一則因為黃承彥是兩南名士，在當地有相當的聲望，二則因為黃承彥的妻子蔡氏和劉表的后妻是姊妹，諸葛亮做了黃家的女婿，便同劉表有了一層親戚關系。這些因素是急于建功立業的青年諸葛亮不會不加以考慮的。在這門親事結成以后，荊州地主集團的內部關系和諸葛亮的地位都在無形之中得到加強了。

其次，諸葛亮還同從中原地區到荊州避亂的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結交，切磋學問，抵礪志氣，成為推心置腹的朋友。通過這些朋友，獲得不少的有關中原地區的寶貴資料。

孫權集團的一些著名人士通過諸葛瑾和龐統等人同諸葛亮也有了聯系。吳國的元老重臣張昭就曾經在孫權面前推薦過諸葛亮。

諸葛亮在隆中“躬耕隴畝”，不可避免地要與當地民眾接近，從而就能聽到他們的呼聲，了解他們的愿望，在某些方面不可能完全不受他們的影響，同時，借此機會又能學得一些管理經營農業生產的知識。這些條件，對日后成為著名政治家的諸葛亮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諸葛亮在隆中認真讀書，不但研究諸子百家，而且閱讀同時代的人的茗作，虛心地思考別人的見解。從而豐富了自己的學識，增強了治國安邦的才能。

了解了諸葛亮在隆中的生活清況，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認識到《隆中對》既不是尋章摘句，從某個定義或某些現成的結論中生硬地推論出來的東西，也不是諸葛亮隱居茅廬，冥思苦索，靈機一動，向壁虛構出來的產物。諸葛亮在分析曹操、孫權兩大集團和劉表、劉璋兩小集團以及漂流無依的劉備集團的力量變化方面，和在為劉備集團制定先定三分、等待時機、后圖中原的策略與戰略方面，都是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對當時政治軍事斗爭形勢進行過比較深入的研究的。由此可見，《隆中對》是非常重視從實際出發，而且對客觀形勢變化進行調查研究的。正因為如此，《隆中對》后來才能經得起實踐的檢驗。

《隆中對》是諸葛亮集中同時代的人的智慧而加工出來的成品，不是他個人發揮“天才”、“先知”的創作。因為當時孫權、周瑜、龐統、法正、甘寧等人都提出過與《隆中對》大同小異的主張。這個現象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龐統和廿寧的主張與《隆中對》更為相近。龐統是諸葛亮的親戚，二人討論時事、交換意見是尋常的事。甘寧“本南陽人，其先客于巴郡”，后來他又“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從他的經歷來看，他對荊州益州的情況都是相當了解的。從他當時的處境來看，他與荊州地主集團不可能沒有接觸。況且諸葛亮提倡“以多見為智，多聞為神”，他當然不會拒絕吸取別人有理有據的好見解。諸葛亮的杰出之處正在于他能夠“集眾思，廣忠益”， “聽察采納眾下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