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稱，今天，我們往往會把美中關系視為理所當然。令人難以回想起的是，40多年前，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還沒有直接接觸。但一群美國乒乓球運動員將會以某種方式對兩國關系的破冰起到幫助作用。為日本《外交學者》雜志工作的賈斯廷·麥克唐奈日前圍繞乒乓外交在美中關系破冰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體育外交在當今世界能夠發揮的作用采訪了《乒乓外交：那場改變了世界的比賽背后的秘史》一書的作者尼古拉斯·格里芬。

“沒人猜想到會產生轟動效應”

麥克唐奈問到，考慮到中美民眾之間曾彼此懷疑和孤立長達數十年時間，促成1971年發生的事件會有多么大的難度？美國乒乓球隊結束中國之行回國后是否遭到了強烈反對？

格里芬表示，當時確實有很大的不信任感需要克服。這也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決定最初不通過國務院與北京進行接觸的原因。一開始起作用的全是通過巴基斯坦人的外交郵袋來回傳遞周恩來總理手寫的秘密紙條。唯一的問題是這一渠道沒有奏效。雙方仍存在很大誤解，以致尼克松和基辛格沒有意識到中國人認為自己做出的一個明顯的公開姿態——在一次閱兵中把一名美國記者安排在毛澤東的身邊。基辛格和尼克松隨后不得不在收到乒乓球比賽的邀請前忍受了3個月的寂靜時間。

格里芬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乒乓外交的出現給白宮帶來巨大的安慰，但它也讓基辛格感到擔憂。他已經建立起精心設計的秘密外交渠道，然后一群乒乓球運動員卻突然出現在了北京。有許多事情本來可能會出現問題。而那些突然意識到自己站在天安門廣場的美國乒乓球運動員中沒有一個人真正對中國有任何的了解。他們僅有48個小時為此行做準備。他們曾在名古屋第一次見過那些中國人。他們都為此行的結果感到擔心，但沒有一個人能夠猜想到自己的訪問會產生多么大的轟動效應。直到他們一周后離開中國時才有機會看到世界各大報紙。他們大感震驚，但得知此行在世界各國成為頭條新聞也讓他們如釋重負。

格里芬認為，乒乓球比賽或許是最不可能被采用的溝通方式，但它卻至關重要。它緩和了緊張局勢，爭取到兩國各自的民眾，而且為尼克松、毛澤東和周恩來從中操作創造了大量喘息的空間。人們很容易會忘記這一切發生的是如此迅速。而不到一個月時間，大部分美國人就對中國加入聯合國表示支持。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此種情況。

“中國做了精心謹慎的準備”

麥克唐奈提到，美國對古巴做出過類似姿態，但雙方的交流未能使哈瓦那和華盛頓之間的關系解凍。為何美中之間的交往尤其成功？

對此，格里芬指出，人們還不明白中國為實現乒乓外交做了多么精心謹慎的準備。將近20年里，他們一直把乒乓球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加以運用。被選送到日本的運動員深受信任，而負責與美國人接觸的那個人是一位政治人物。負責管理這支隊伍的官員曾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名軍事分析人士。針對美國乒乓球運動員的接觸工作是直接由該國領導層實施的。周恩來本人幾乎安排了此行的所有事宜，甚至親自挑選了駕駛飛機把運動員送到日本并從日本接回國的飛行員。與美國的整個接觸過程都被安排得讓人看上去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但實際上有關那一時刻的所有事情都不是自發進行的。

麥克唐奈表示，有人曾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小球推動大球”。乒乓球是如何被毛澤東用作政治工具的？

格里芬介紹說，毛澤東和周恩來早年在延安的窯洞里就打過乒乓球。然而，他們接受乒乓球作為國民運動的唯一原因是國際乒乓球聯合會當時處于一位名叫艾弗·蒙塔古的英國人的控制之下。此人是一位貴族，也是希區柯克的電影制片人和一位為蘇聯工作的間諜。他于20世紀50年代初到過北京，為中國加入國際乒聯奠定了基礎。對中國人來說，所有的體育項目都具有政治意義，但很明顯，由一位共產主義者擔任一個國際機構的主席并不常見。一旦中國人開始關注乒乓球，他們就發現花少量的錢即可大有用途。在世界其他國家，運動員個人沒有充足的資金來與一個國家展開競爭。毛澤東努力使中國代替美國或蘇聯成為發展中國家可以求助的第三個選擇時，他把乒乓球隊作為體育大使派遣出國。這些乒乓球運動員在國外并不羞于宣傳“毛澤東思想”。他們在不同的國家都因過度談論政治而并未專注于乒乓球運動而遇到過麻煩。這些明星們不時會出于對自己有利的原因而聯合在一起。

“走進球場不意味著執行外交任務”

麥克唐奈又問，你會如何評價自封為體育使者的丹尼斯·羅德曼以及他的朝鮮之行？他的“籃球外交”有可能影響朝鮮與美國的關系嗎？這與20世紀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有何區別？

格里芬指出，僅僅走進另一個國家的球場并不意味著你在執行外交任務。之所以唯有乒乓外交發揮了作用，是因為中國付出大量努力為之做了準備，也因為這甚至是基于尼克松、基辛格與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此前已經存在的善意才能實現的。很難想象這種情況會再次發生，但它并非不可能出現。我想說，與其說形勢的發展取決于羅德曼，不如說更取決于朝鮮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有關方面并沒有做什么幕后工作。中國在實施乒乓外交之前就做了許多事情，包括釋放了一名即將離世的美國牧師，以及為允許美國記者進行采訪而改變了相關簽證要求等。

麥克唐奈提出，為何體育外交仍是一種可用于啟動兩國關系重建工作且在很大程度上未經充分利用的外交工具？是否認為體育運動是一種了不起的平衡器？

格里芬表示，體育若想發揮真正的外交功能，必須在已經存在的框架內發揮作用。很少有人了解中國人在1971年為乒乓外交做了多么精心的準備。這意味著大部分人仍然認為，你必須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讓伊朗參加一場摔跤比賽，然后制裁行動和核計劃就會因此立即消失了。作為采訪的結束部分，我想說的是，體育比賽不作為外交工具使用時，仍然經歷了許多甚至更為偉大的時刻。我總是會想起卡羅利·卡爾帕蒂。這位匈牙利籍猶太運動員參加了1936年奧運會的摔跤比賽。他在希特勒在現場觀看比賽的情況下打敗了德國人的寵兒獲得冠軍。很明顯，希特勒沒有和他握手就離開了。而卡爾帕蒂卻在那個座無虛席、寂靜無聲的體育場里傳達出了超越國家利益的一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