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古代賦稅制度的資料浩如煙海，有關明代制度的史料也不知其數，但明人王士性《廣志繹》中的一段卻不可多得。有數百字，但無法刪節，只能先照錄：天下賦稅，有土地饒瘠不甚相遠者，不知當時征派何以差殊。想國初草草，未歸一也。其后，遂沿襲之。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姑蘇之轄一州七縣，毋論所轄，即其地廣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而真定止十一萬七千石。然猶江南江北異也。若同一江北也，如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憊，一州七縣，相去星淵，而河間止糧六萬五千，登州乃糧二十三萬六千。然猶別省直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比臨洮二州三縣之沖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至四十八萬。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于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二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共邑，則同一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綆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綆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期，何其懸也？惟是太平之時，民少壯老死，祖孫易代，耳目相安以為固然，雖有貧富輕重不等，不自覺耳。

王士性(1547—1598年)，浙江臨海人，萬歷五年(1577年)進士，此后在河南、北京、四川、廣西、云南、山東、南京等地任職，足跡遍及當時的兩京十二省，是一位經歷豐富、目光敏銳、游蹤廣泛的學者型官員。他將這些例子錄入著作，自然說明這些例子的典型意義，以及此事在明朝賦稅制度中有代表性。王士性列出五組例子，每組兩個對象，都是實際情況與所承擔的賦稅額度相差懸殊，找不到可以解釋的具體理由：

一、蘇州府(在今江蘇)與真定府(在今河北)，后者轄5州27縣，轄境約相當前者的5倍，但蘇州承擔的賦稅是真定的17倍有余。如果折算為同樣的轄境，則高達87倍。但兩者分屬長江南北，具有不可比性。

二、河間府(在今河北)與登州府(在今山東)，前者轄2州16縣，后者僅1州7縣，略低于前者之半。但后者負擔的賦稅額竟是前者的近3倍，如果按轄境大小折算更高至5倍半。但兩者分屬不同省，仍不可比。

三、漢中府(在今陜西)與臨洮府(在今甘肅，當時屬陜西)。前者轄2州14縣，后者僅轄2州3縣，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承擔的賦稅額卻是前者的16倍，按轄境計就有51倍了。兩府雖屬同省，但畢竟還不在一個道，還不夠有說服力。

四、順慶府與保寧府同屬四川省川北道，轄境相鄰，都是2州8縣。但前者的賦稅額是后者的3.6倍，惟一的理由或許是兩者還不屬一個府。

五、四川南充一縣之內，離城10里的地方是以“步”丈量單位的，賦稅就按丈量結果征收。但離城20里的地方就是用繩子來量了，50里以外連繩子也不用，估計一下就行了。

王士性認為，按常理是無法解釋這樣懸殊的差異的，只能是由于明朝初年政府草草核定，沒有注意統一標準，以后竟無法更改。但由于天下太平，百姓們習慣成自然，以為各地的賦稅額度本來就該有差異，所以相安無事。其實，王士性還沒有把話說透，或許他不愿意說透。首先，百姓們固然只能服從官府的征收，但他們也未必知道各地存在的巨大差異。就是地方官，除非是主管全部財政收支的戶部官員，也不見得能掌握這些數據。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就深知保守國家機密的重要性，這些數據都屬機密，只能由官方在修史時公布。當地也只能在修志書時才會編入，一般要到60年甚至更長的年代之后。如果每年或定期發布全國及各地的賦稅額度，恐怕沒有那么太平。

其次，王士性并沒有比較各地的全部收支，比如在正常的賦稅額度之外，還會有什么花樣;又如各地是否都按照定額征收上繳，有沒有豁免、折扣、補貼、返回等特殊政策;再如賦稅額度相對高的地方，是否享有其他優惠，能否做到收支平衡。因為無論地方或百姓是貧是富，到他們實在負擔不了時，表面的平衡就會被打破，無論是制度的改革，還是干脆連制定和執行制度的政府一起推翻。終王士性之世，他沒有看到這樣的劇變，但半個世紀后就發生了，在歷史上又何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