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他是那個時代最知名的人物，交游遍于天下。2月17日，他在上海的故舊設奠于靜安寺，舉行公祭。《新聞報》載：“四壁均懸挽聯，白馬素車，一時稱盛。”據鄭逸梅所記，這些挽聯出自李拔可、黃炎培、沈恩孚、高夢旦、張東蓀等名家之手，他認為其中兩副最是突出，一為楊杏佛所挽：

文開白話先河，自有勛勞垂學史；

政似青苗一派，終憐憑藉誤英雄。

“青苗一派”指王安石。梁啟超曾撰王安石傳，對王推崇備至，稱“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視之為三代以下之完人。單論政治，將梁啟超與王安石并提，實在抬舉了他，因為梁啟超并不以政治見長，王安石則是中國古代第一流的政治家，然而楊杏佛筆鋒一轉，稱梁啟超“終憐憑藉”，則抹去這一缺陷，其政治生涯固然失敗，反而不失為英雄。相比上聯的直接，下聯九曲回腸，斗轉蛇行，皮里陽秋，欲揚先抑，不過主旨還是譽美。

二為楊度所挽：

事業本尋常，成固欣然，敗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

鄭逸梅將首句記成了“世事亦何常”，對照下聯，顯然不工，應屬誤記。

人死為大，挽聯一般都是說好話，哪怕明知過譽。“事業本尋常”、“文章久零落”云云，出現在挽辭當中，未免有些不敬，因而引人注目，眾皆稱奇。

楊度是寫挽聯的高手，挽蔡鍔、黃興、孫中山等，都是名作。縱觀他的作品，極少過甚其辭，而以寫實為主，往往蘊藏深意。如挽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國事不如人，寄語袞袞諸公，無端莫學空城計；世情都是戲，除此皤然一老，有誰知得上臺難？”名為寫譚，實則暗諷國事，借他人之酒，澆自己心中之塊壘。基于此，他這么挽梁啟超，便值得深究。

將“事業”與“文章”相對，可知楊度所云的事業，主要指政治，或者說事功。先賢論人，有三不朽之說：立德、立功、立言。今人對梁啟超的印象，首先在其立言，也許僅僅在其立言：那一支筆的魔力，不亞于三千毛瑟槍。論梁啟超一生事功，有所成者，一是袁世凱稱帝，他間關萬里，奔走討袁；二是張勛復辟，他輔佐段祺瑞，馬廠誓師，組織討逆；三是歐游期間，高聲疾呼，為“五四運動”的爆發添柴加火。不過細論這三大事功，梁啟超所發揮的力量，均非主導，那畢竟是一個武力至上的時代，他只是用來裝飾槍桿子的旗幟；而且在這些事功當中，梁啟超流芳于世的其實還是文字，如討袁之役，多少人記得梁啟超在唐繼堯、陸榮廷、龍濟光、馮國璋等軍閥之間奔波勞碌、苦心斡旋呢，然而舉世都不會忘記他的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可抵百萬兵。

梁啟超從政，更多是敗筆。不必說戊戌變法，可將敗因歸于時勢，單看他先后出任民國政府的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財政總長等，在任上建樹寥寥，皆以黯然下臺告終。由此正可論定，從私的方面言，梁啟超不曾當上他夢寐以求的內閣總理(宰輔)，執掌一國權柄；從公的方面言，作為中國第一代憲政人，畢生呼吁“立憲”。雖然不該以成敗論英雄，雖然楊度安慰道，“成固欣然，敗亦可喜”，然而，以“事業本尋常”一語，總結梁啟超的政治生涯，說來并不過分。

不妨說，梁啟超一生，始終未能忘情于政治，卻也始終未能處理好與政治的關系。同時代的政治家，如袁世凱認為梁啟超僅能提筆作文，不可擔當國家重任；1943年，蔣介石讀梁啟超，感慨道：“如梁專為學者，或終身從事于教育，而不熱中政治，則其有益于國家民族必更多矣。惜乎，舍其所長而自用其短，至今猶不免為后人所不齒。”

梁啟超從來不是一個有主見的人，常為局勢和師友的意見左右。偏偏他的朋友圈中，有人勸他少談政治，如周善培告誡：談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熱鬧，不能共寂寞；有人則建議他介入政治，如伍莊，他是康有為的門生，梁啟超的師弟，二人曾發生爭論，梁說：“唐開元、天寶間，李白、杜甫與姚崇、宋璟比較，其貢獻于國家者孰多？為中國文化史及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么事；若沒有李、杜，歷史就減色不少了。”伍答：“開元、天寶間之姚崇、宋璟，誠然算不得有重大關系。但安、史鬧到猖獗之后，郭子儀、李光弼就有重大關系了。此時可以無杜甫、李白，決不可無郭子儀、李光弼……你想為中國文化史爭氣，就非從政治奮斗不可，否則文化亦毀滅。”這么一來，梁啟超斷難擺脫政治的糾葛，只能周旋于其間。

至于“人皆欲殺”，出自杜甫懷李白的詩歌“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用在梁啟超身上，道出了他晚年政治處境之悲涼。國民黨政權并不待見梁啟超，甚至視之為仇讎。梁啟超去世之后，蔡元培、蔣夢麟建議國民政府予以褒揚與撫恤，1月23日由蔣介石主持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172次會議，曾議此事，胡漢民、孔祥熙表示強烈反對，最終以提案人撤案而作罷。一代宗師，受此冷落。這大抵可視為“文章久零落”的一個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