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度，這是一個事實。官僚占有最多的社會資源，也占據著社會最多的榮耀。通俗點說，就是做官就有一切，不做官就沒有一切。但是同時，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導者，政務的操作者，國家的富強，社會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官員的優劣，也依賴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邏輯，這個制度，必須不斷地從平民中汲取新生的優秀人士，以保證官僚制的效率，維持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良性發展。所以，歷朝歷代，官員的選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但是，中國又是一個以家族為核心價值的國度，官員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關的共同體，做了官的人，有義務給自己的家族(當然包括后代)帶來好處。

兩漢實行以推薦為標志的察舉征辟選官制度，原本實行狀況良好。被推舉的人，大多是優秀人才。但是，這個制度延續一段時間之后，就出了問題。一來做高官的人，周圍的人對其子弟勢必高看一眼。即使沒有特別的托請，進入仕途的高官子弟，往往也會被人優待。高官的光環投射到自己的子弟頭上，似乎非常自然。二來，由于在制度上，高官有推薦人才的權力，對于被推薦的人而言，薦主才是真正改變他命運的人，對他有知遇之恩。待到被推薦的人日后也做了比較大的官，也有能力推薦的時候，他們報恩的最佳方式，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薦上去，如果已經進入仕途，則在晉升方面拉一把。于是，就逐漸形成了這樣的局面，越是高官，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機會多，幾代累積下來，就形成了東漢末年的門閥。袁紹和袁術兩個人資質平平，但僅因為兩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弟子門生遍天下，所以，起兵的時候，居然一時形成為最大的兩個軍閥集團。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由于實行九品中正制，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專利。吏部選拔，只需查閱各人的牒譜便是。眾所周知，這個階段國家分裂，政治黑暗，主因就是官僚制變成了變相的世襲貴族制。

徹底改變這種局面的是科舉制度的實行。我們知道，所謂科舉制，就是考試取官。無論什么人，平民還是皇族，只要通過相關考試，就可以做官。其實，在科舉時代，對高官和皇族也有優待，不僅子弟可以上比較好的學校，而且有門蔭制度，高官子弟，可以通過門蔭，直接進入仕途。但是，由于比較嚴格的考試制度，使得這個時代形成了一種風氣，凡是不從考試出身的官員，會被認為沒有本事。花錢買官的捐班自不必說，被人看不起。而從門蔭入仕的人，也往往被人視為紈绔子弟，同樣為人輕視。風氣所及，即使是皇帝，也不大看得起這樣的人，所以，門蔭出來的人，升遷也難。在這種情景下，即使高官子弟，只要有心走仕途，往往得走科舉之途，真刀真槍考上。有人研究，自隋唐以來的科舉制，能夠保證大約有半數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紳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以門蔭為恥，使得那個時代的仕途后門開的不那么大，從而遏制了官僚貴族化世襲化的傾向。

搶官的“官二代”成為輿論詬病的權力世襲現象

現在中國的問題，首先是在于長期以來，國家并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選官制度，高考制度一度成為變相的科舉，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干部選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徑，沒有文化的工農干部甚至還有晉升方面的優勢。即使是大學考試，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薦入學的另途，使得高考的公平性大打折扣。在大學畢業生不包分配之后，雖然實行了公務員考試制度，但到目前為止，不僅這種考試還不是國家統一考試，而且進入公務員隊伍，仍然存在其他的途徑。改革后對進入公務員隊伍實行的學歷限制，隨著“五大”畢業生(電大、職大、函大、夜大、自考)的出現，很快就形同虛設。而對海外留學生的優待，由于一些在國內考不上大學的干部子弟可以通過花錢出去留學，混一個學位，就可以回來享受優惠。 現在新生的“官二代”，有相當多的人，喜歡直接進入仕途，趁父輩尚在任上的時候，盡可能快地晉升到一定高度。這些搶官的“官二代”，形成了今天大為輿論詬病的權力世襲現象。

其次，由于官本位的緣故，在任官員掌握了社會上最多的資源，而中國傳統的家族觀念，依然強固。無論官員本身是否參與，一定級別的官員子弟，無論做什么，只要在這個官員的影響力之內，都不言而喻地會得到人們的照顧。如果這些官宦子弟經商，只要打出父輩的招牌，往往就會一路順風，獲得平民子弟望塵莫及的便利。在改革初期，很多高干子弟往往喜歡利用父輩的余蔭去下海經商，獲取經濟利益。這些人有的是官商，有的是私商，但無論官商私商，他們經商的軌跡，往往有權力的陰影。即使少數人真的如他們所說，上升或者致富，是由于自己的才干，由于大環境如是，依然難以令人口服心服。

正如常識告訴我們的那樣，“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見得都是壞人，“貧二代”也不見得都是好人。但是，這樣兩種明顯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惡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為眾矢之的。事實上，一些“官二代”瘋狂搶奪資源(包括人事資源)的行為，已經成為令人不敢恭維的官場風習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為社會上仇官的情緒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員的后代，原本就有競爭的優勢，如果連競爭本身都被取消，變成赤裸裸的有權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會危機，是不言而喻的。

政府不應強化“官本位”的傳統

雖然說，一個現代的國家，應該改變官本位的狀況，逐漸把官本位變為民本位。但是，在沒有改變之前，政府絕對不應該強化這種來自帝制時代的傳統。即使僅僅出于保證從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會穩定的需要，也必須下大力氣保障社會上升渠道的暢通。不至于讓平民的精英，因沒有上升渠道，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辦法，就是以國家之力，確立一個官員選拔的制度，并嚴格執行。同時，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晉升。

當下，存在一種相當危險的思想傾向，即在官員選拔中，引入所謂世襲的政治可靠的因素，人為地在官員選拔中，劃分出莫須有的“自己人”界限。這種傾向，如果不是某些勢力刻意為“官二代”進入仕途并快速上升造勢的話，那么就是政治上的超級糊涂。這樣做，事實上在“官二代”和平民之間，劃出了一道深深的鴻溝，除了激化“官二代”和民眾的矛盾，讓仇官情緒更加高漲，沒有任何好處。

一般來說，即使在傳統王朝政治比較清明的時期，民眾的仇官情緒依然存在。人們仇官，但同時也羨官。既仇恨權力，又羨慕權力。這是官本位社會必然的伴生產品。但是，如果從根本上根絕了平民上升的渠道，讓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變成官，或者很難變成官員，那么，平民的仇官，就會達到一種無以復加的程度，變成一種非常可怕的力量。這樣的力量一旦產生，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天下就不太平了。所以，無論如何，現在處于優勢地位的官員以及官員的子弟們，一定要清醒，千萬不能以贏家自居，肆無忌憚地通吃。在正常市場競爭條件下，通過競爭達成的贏者，想要通吃都是危險的。更何況，人們并不認為現在官場上的贏者，是真正贏者，硬要通吃，最終最危險的，其實是這些人自己。“官二代”身上的魔咒，只能用自己的行為解開，如果不思開解，麻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