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強盜大肆掠劫，另一個強盜縱火焚燒”。今天，《泰晤士報》試圖為當年的英軍找借口：英軍指揮額爾金勛爵稱，一位《泰晤士報》的記者在中國受到了折磨并傷重致死。得知這名記者的死訊后，額爾金勛爵感到了肩負的“責任感”：“如果我不為這名記者報仇，那么《泰晤士報》會怎么說我？”于是他下令火燒圓明園。他隨后表示，“我認為，毀掉圓明園是我面臨的多種處理方式中最合適的一種。”此舉旨在“通過一種莊嚴的懲罰之舉表明震驚和憤慨之情”。

當威廉王子今年晚些時候訪問中國的時候，他將希望幫助鞏固英國與世界大國中國之間的關系。但英國與中國的關系從來就不僅僅只與未來有關。在中國人眼中，還有極為敏感的歷史問題需要去克服。

沒有什么能比一次對文化寶庫的破壞事件更能代表這種觀點了。1860年，額爾金勛爵（洗劫巴特農神廟的老額爾金勛爵之子）下令他所指揮的英國軍隊焚毀北京的圓明園。圓明園面積廣闊，園內建有令人驚嘆的住宅、戲院、寺廟以及包括歐式在內的不同風格的各種精美建筑。此外，園內還有帝王搜集的舉世無雙的精美藝術品。

中西合璧的海晏堂是圓明園的精華，圖片正中是精巧的十二生肖噴泉

圓明園內的物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一路打到北京的英法聯軍的掠奪。但額爾金勛爵為什么要下令燒毀圓明園？這是每個中國小學生現在都要了解的國恥，也是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的一部分。

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額爾金勛爵與一名《泰晤士報》記者的關系。這名記者名叫托馬斯·威廉·鮑爾比，他是我的祖先，他在1860年9月遭到中國人殺害。我們或許會認為，記者“隨同”軍事行動是一種現代現象，但實際上早在100多年前，《泰晤士報》就在鴉片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派鮑爾比隨同額爾金的軍隊遠征中國了——這場遠征的目的是迫使中國統治者進一步敞開國門，與西方進行貿易并接受西方的影響。

鮑爾比與額爾金在前往中國的途中建立起親密的關系。他們中途在埃及停留并一同參觀了金字塔。額爾金稱鮑爾比“十分友善”。行動開始后，鮑爾比就對英軍的勝利以及新的阿姆斯特朗炮（這遠比中國擁有的任何武器都要先進）進行了報道。

據即將播出的英國廣播公司的紀錄片顯示，額爾金希望鮑爾比報道其取得的軍事和外交勝利，并派他與一批英國與法國官員以及印度軍隊前去就他們所認為的最終的中國投降問題進行談判。但這些人被中國俘虜，包括鮑爾比在內的其中一些人受到折磨并傷重而死。

現在的額爾金勛爵是一名熱衷于研究這些事件的學生。他向我展示了他家庭檔案文件中的一張圖片，這張圖片是一名英國官員描繪的，畫的是鮑爾比慘不忍睹的尸首。談起他的祖先時，他說：“有些事你本來可以選擇不同的處理方式。與此同時，你又不得不判斷在某一特定時刻的感受是什么——強烈的感受。”

1860年，額爾金勛爵因自己朋友的遭遇感到震驚，并對自己的聲望感到擔憂。據稱，他曾對一名法國指揮官說：“如果我不為這名記者報仇，那么《泰晤士報》會怎么說我？”

因此他下令燒毀圓明園。他隨后寫到：“我認為，毀掉圓明園是我面臨的多種處理方式中最合適的一種。”此舉旨在“通過一種莊嚴的懲罰之舉表明震驚和憤慨之情”。

與此同時，中國的輿論對這樣解釋額爾金勛爵的決定不以為然。學者王道成認為，有關額爾金勛爵憤怒回應人質遭遇的說法只是一個借口。他說，這是他們為自己的行動辯護的說法，也是他們試圖維護所謂的道德高地的方式。

如今在圓明園里，你仍然能夠看到燒焦的廢墟，中國游客在廢墟中參觀以了解西方的暴行。他們還在憤怒地談論遭到英國和法國軍隊掠奪的數千件藝術品，這些藝術品目前保存在西方的私人收藏所和博物館里。額爾金勛爵在他的日記中承認曾被由法國軍隊開啟的這場大掠奪所震驚：“戰爭是一件可憎的事情。看得越多，就越憎惡它。”但在那個時候，掠奪是常見之舉。

舉例而言，在肯特吉靈厄姆的皇家工程師博物館（Royal Engineers' Museum）中就收藏有1860年后從北京帶回的藝術品。

副館長詹姆斯·斯科特說：“我們必須保持敏感。”但“事實上我們不會提起‘掠奪’這個詞。我們試著提供盡可能中性的解說”。當掠奪品出現在拍賣行時，會觸發更多的敏感神經。有時候這些拍賣品會被驕傲地證實是由士兵從圓明園帶回的——這種來源會提升它們的市場價值，但也會激怒中國人。他們一直在努力地搜尋這些藝術品的下落。據中國文化部的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會的牛憲鋒說，中國永遠不會放棄索回這些被掠奪或被盜文物的權利。

中國知道依法歸還是不大可能的。但他們希望至少通過讓英國和法國更加公開地承認1860年所發生的事情，來讓后者感到羞愧。正如圓明園所發生的事情提醒我們的那樣，接受中國強大的未來，同時意味著適應其痛苦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