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殺不是最好的手段，卻是不得已的選擇。暗殺乃弱者的強聲，刺客具有標桿作用，不能消滅敵對集團，但可消滅集團中的個人，不能改變政策，卻能樹立信心。

政治紛爭，風云際會之時，總伴隨著暗殺現象的出現。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江天祥在《政體進化論》中道：“嘗考各國獨立之已事，大抵可劃分為三時期：首言論，次暗殺，終乃大舉。”戰國時期，為刺客多發期，《史記·刺客列傳》記述了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高漸離等六位節義之俠，輕死重節的刺客，之所以選擇他們，蓋因其行為影響到了歷史的進程。其中最為著名者杖劍去國、圖窮匕現之荊軻，最為感人者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之豫讓。李敖在《搶救》一文中對俠客進行了分類：“這兩個大類一類是專諸型，一類是荊軻型，專諸型的俠客為私人的小目標賣命；荊軻型的俠客卻為國家的大目標獻身。這兩個人都被司馬遷記載在《史記》里，并且放在刺客列傳一章里。司馬遷是最能欣賞俠客的。”極具英雄情懷的太史公，站在審美與贊賞的角度看待刺客行為，清人吳見思在《史記論文之刺客列傳》中說：“刺客是天壤間第一種激烈人，《刺客傳》是《史記》中第一種激烈文字。”

晚清時期亦然，光宣年間，全國有智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主義雖然全同，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革命速成，惟暗殺最為奏效。刺客中的著名者有陳天華、吳樾、陸皓東、秋瑾、熊成基、鄒容、彭家珍、史堅如、汪精衛等。與古時的義士不同，參與者并非兇神惡煞，皆浩然英風之書生。蘇曼殊、章太炎、蔡元培、陳獨秀等人也曾參與暗殺行動。1905年，蔡元培先生在東京加入同盟會，參加秘密小組研制炸藥。在其《自寫年譜》中有詳細的記載：“我等仍繼續籌制炸彈，炸藥易制，而王君小徐遍訪上海五金店，未有能代制精便的彈殼者。黃君克強及蒯君若木自東京來，均攜有彈殼若干，裝藥后，由孫君少侯密送南京。”陳獨秀與吳樾曾相爭刺殺滿清五大臣，其時吳樾問：“舍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為易？”陳獨秀答曰：“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難。”吳樾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者以待君。”吳樾立即北上赴義，時年廿五。他們的極端行為旨在使專制者心驚膽戰，同時喚起了民眾的民主意識和反抗專制政府的勇氣。吳樾還說：“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但魯迅不這么認為，他在答許廣平問暗殺事時說：“第一，這不是少數人所能做，而這類人現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該輕易用去；還有，是縱使有一二回類似的事件，實不足以震動國民，他們還很麻木……。”龔煒《巢林筆談》評說博浪沙事云：“博浪沙一擊，事雖未成，而六國后之起兵亡秦，肇端于此。”這或許就是那個時代暗殺的所能起到的作用。

鄒容于光緒三十年（1904）因蘇報案與章太炎同禁上海西牢，章判三年，鄒判二年。至次年正月，鄒患病甚劇，于二月二十九日卒于獄，由劉三收其骨密葬滬西華涇鄉，外間鮮有知者。據喻血輪《綺情樓雜記》載：“迄光緒三十二年（1906）夏，天津探訪局總辦楊以德忽密報巡警部尚書徐世昌，謂鄒容秘密入京，圖謀革命。徐聞訊，大為驚駭，飛飭內外警廳戒嚴，并搜查各客棧及廟宇寺院，凡青年旅客，俱遭逮問，時距鄒容謝世，已一年又半矣。清吏之慌張，殊使人失笑。按楊以德在庚子前，原為火車檢票員，拳亂時頗獲橫財，遂捐一雜職，夤緣入采訪隊，工諂媚，善迎合，經其逮捕羅織成獄者，不勝枚舉。自袁世凱任直隸總督，遂報捐知府，旋保道員，袁于天津設探訪局，楊遂得充總辦矣。楊知袁之注意革命黨，遂收羅國父及康、梁、章太炎、鄒容諸人肖像，陳列室中，日夕諦觀，自謂能捕得其一，則京堂可操左券矣。如上述密報鄒容入京，即其京堂夢中誣妄事類之一。”死鄒容能嚇倒活徐世昌，也足見晚清暗殺之頻繁，刺客之無畏。

民初，宋教仁被刺殺，梁啟超寫下了《暗殺之罪惡》的文章，文中道：“有人以為，暗殺了這種對國家舉足輕重的人物，政局必然跟著大變化。其實不然。某名士之死，對政局轉變的好壞雖有所影響，但無法根本改變。況且政治現象是由全社會勢力所造成，其嶄露頭角的人物，不過是此種社會勢力所代表。若暗殺的是第一流的好人，則第二流的好人必繼而代之，但第二流的好人，沒有第一流的好人賢明，這就會減緩或推遲社會的進步。若暗殺的是第一號的壞人，則第二號的壞人也會繼而代之，而第二號的壞人比第一號的壞人更差，則會使社會的惡分量增加，效果更壞。”到底是文章大家，思辨之至，將眾人對暗殺的紛紜認識，一語破解。

宋教仁被暗殺前，摯友徐血兒勸之曰：“先生此行，責任甚重，顧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測之險危，愿先生慎重防衛。”答曰：“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并力赴之。”陳其美也勸其提防，宋狂笑道：“只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那里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1913年3月，袁世凱發電邀請宋教仁“速赴北京，商討國是”。3月20日晚10時50分，黃興、陳其美、廖仲愷等人至上海車站，為宋教仁送行。宋教仁剛進入月臺入口，這時，“突于宋君背后閃出一人，拔出手槍連發三槍。第一槍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槍向黃克強身邊掠過；第三槍從吳君頌華胯下而過，幸未傷人。”

然不僅革命黨人搞暗殺，還有誰會使暗殺之術？迨宋案發生后，租界巡捕房搜查兇手武士英不獲，卻發現了應桂馨的名片，從而逮捕了應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應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經費來源實出自北京的國務院內務部的一位秘書洪述祖。宋逝未幾，武士英在囚牢中毒而死，未幾洪述祖亦畏罪潛逃，趙亦猝斃。此案盤根錯節，撲朔迷離，有說袁世凱指使趙秉鈞暗殺者，有說趙秉鈞擅自暗殺者，還有說國民黨人陳其美因派系斗爭暗殺者。宋教仁死后，黃興撰一挽聯：“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趙秉鈞，我說是袁世凱。”

為宋教仁送行的廖仲愷，也于1925年8月20日遇刺身亡，兇手也不知是誰。與先期的暗殺不同，這批刺客雖有干練兇殘的職業果敢，卻無坦蕩磊落的襟懷氣度，刺客也要有刺客的風范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