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對沈葆楨來說，可謂喜憂參半。斯年，他和老師林昌彝同榜中舉，和表妹林普晴喜結連理；同樣在斯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舅舅林則徐被革職查辦，泱泱中華從此進入半殖民地時代。個人的榮辱與國家的前途命運相比，孰輕孰重，年輕的沈葆楨心中是有一桿秤的。也許正是因了這個特殊遭際，使得這位晚清的一代名臣，多了一些與眾不同的烙印。

咸豐六年，沈葆楨出任廣信(今上饒)知府。八月，石達開麾下將領楊輔清率眾萬余進入江西，連克數城，對廣信形成合圍之勢。當時，沈葆楨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倫外出征辦軍糧軍餉，城里的400守軍也逃得不見蹤影，只剩下知縣、參將、千總和沈夫人林普晴等。

危急關頭，林普晴發威了，你欺負我老公不在家呀！要你好看。她一邊鼓舞百姓守城，一邊火速派人向父親以前的舊部、浙江提督饒廷選求援。第二天沈葆楨趕回廣信，不久援兵也至，他們采取了攻其不備、襲擾輜重的戰術，七戰七捷，打得楊輔清暈頭轉向，灰溜溜地率領殘部撤退了。經此一役，沈葆楨名揚天下。楊輔清打不贏沈葆楨，石達開親自來又怎樣呢？

次年三月，石達開果然兵臨廣信城下。高手過招，所謂兩強相遇勇者勝，沈葆楨憑的正是硬骨頭精神，他和饒廷選率守軍頑強抵抗，雙方激戰數日，石達開終于認輸，轉身去了浙江。

與大多數談洋色變的清政府官員不同的是，沈葆楨維護中華道統及國家主權的意識非常堅定。同治元年，他出任江西巡撫，曾遇到一樁教案，當地民眾與法國傳教士之間的沖突已然白熱化，教會的店鋪和房屋不斷被搗毀。沈葆楨得知此事后高興地說：“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報之。”迫于朝廷壓力，他妥善解決了此案，將賠償金從七萬壓到一萬七，拒絕道歉，并強調：“以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

主持福州船政局期間，他提出“購置者權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權操諸己”的主權觀。在自制的第一艘輪船“萬年清”號下水前，法國監工達士博和法國領事巴士棟百般要挾讓法國人來引港，但沈葆楨皆不為所折。他說：“引港是中國政府的主權，這個權不能讓給外國政府。”由于他的堅持，才保住馬尾的“港口權”。在他心中，師夷長技只是手段；制夷，才是終極目的。

沈葆楨在抵御日本侵略臺灣時深感“民心可用”，內憂不足慮，上奏說：“今日情形迥非昔比，似宜明飭鎮道，如民間受其荼毒，立須聲罪致討，官民同命，草木皆兵”，那么，東洋人再怎么居心叵測，我們也不怕，亦可使“全臺屹若長城”。

沈葆楨能夠快速地被提拔，曾國藩的舉薦是主要原因。那么，對于曾國藩的舉薦之恩，他是如何報答的呢？說起來很有意思：忘了。

從同治元年五月開始圍攻天京，到同治三年七月城破，歷時兩年多，朝廷沒花一兩銀子，軍餉都來自江南數省的協餉。那一時期，曾國藩的權力大得沒邊了，江、浙、贛、皖等省的財政收入全部歸他調用，但是，他從江西卻從來沒拿到一分錢，為什么？沈葆楨就是不給，留著自己辦團練、恢復民生。

九江道臺籌集三萬兩銀子準備送往前線，沈葆楨知道后立馬下令運回南昌，若違令，必撤職。道臺左右為難，于是各給一半。沈葆楨不干，逼著這位倒霉蛋兒去曾國藩大營討回了一萬五千兩。進了嘴的銀子又得吐出來，氣得曾國藩手下的參謀將軍們紛紛大罵沈葆楨“忘恩負義”。

沈葆楨仕途三十余年，平亂、保臺、造船、建設南洋艦隊，官兒做得越來越大，經手的銀子也越來越多，晚年幾乎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籌款上。但是，他個人及家庭的經濟狀況又怎樣呢？用他自己的話說，“惟窮不可耐耳”。這種難以想象的廉潔，在所謂“同治中興”的幾位名臣中，他是唯一，沒有第二個。

家里雇不起下人，媳婦兒只好自己下廚房。人家林普晴可是林則徐的女兒，名門閨秀啊！于是，他寫信安慰：“我目下無能接濟，家中事全仗卿極力扶持。現在為景所迫，不能以求人為恥……”后來大兒子說要買個房子住，他又不同意，回信讓其“安分些”，并說：“我貂褂霉爛，尚不敢另做，亦無白鋒毛外褂，官親、家人皆以為恥。無論在江西及京中舊債未清，力所不及。”

沈葆楨死后，代理布政使桂嵩慶馳奏朝廷：“歿日，布被舊衣，一如寒素，宦囊蕭索，不名一錢。”江蘇巡撫吳之炳也奏曰：“奉身清儉，一如寒素……僚屬相顧嘆息，市井鄉曲之民有下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