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為人一向嚴峻，臉上幾無笑容，連他的家人也都不喜歡和他待在一起。好在老段在飲食上有個習慣，那就是他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外，一般是一個人單吃，不和家人同桌的。不過這樣也好，他的家人也樂得躲開，免得受他拘束。

不過可千萬別認為老段一個人單吃是要搞特殊化，事實上，他不和家人一起吃飯的主要原因是要避開葷腥，發展到后來，就干脆一口長齋，吃齋念佛了。

有人或許會覺得奇怪，老段身為軍人，如何也會“阿彌陀佛”，變成個信佛的居士了呢？這事說來也屬反常，因為按老段的人生經歷及脾氣稟性，他拜到關羽關圣人、岳飛岳將軍的腳下倒是符合邏輯，但最后卻拜在了菩薩的門下，這實在讓人覺得有點不可理解。

其實說來也不奇怪。在1920年的直皖戰爭中，老段與曹錕、吳佩孚惡戰一場，但最終以慘敗而告終，老段由此心灰意冷。他搬到天津后，便開始正式吃齋，并在家里辟出一間佛堂，每日清晨便起來焚香念經，并成為他每天的功課，從未間斷。

老段信上佛教，一則與他在袁世凱時期曾在西山休養、接觸佛學有關;二則希望借此走出直皖戰爭慘敗的陰影;三則他認為身為軍人，殺戮過多于心不安，因而要每日誦經以超度那些在戰場上喪生的亡魂。

譬如在反對張勛復辟的戰役中，當時討逆軍抓了一些“辮子軍”，其部下靳云鵬請求殺他幾個以提振軍威，段祺瑞聽后很不高興地說：“罪在張勛一人，這些官兵們有什么罪？殺幾個人有什么用？你們總是好殺人，‘殺人者人恒殺之’，哪一個好殺人的人有好結果呢？”

段祺瑞被人稱為“北洋之虎”，但其人終究有虎相而無虎威，仁心宅厚可能是其原因。

段祺瑞信佛與當時天津的風氣也有關系。在清末民初時期，天津的寺廟特別多，幾乎可以用“無人不信神、無處不建廟”來形容。一些出名的寺廟，如海光寺、大悲院等，當時的僧人、居士數量都很龐大。一些在政壇上失意的政客、軍人，還有前清的一些遺老遺少，他們在失勢之后都紛紛來到天津做寓公，其中有很多人便熱衷于宗教活動，其中尤以歷史久遠的佛教為盛。事實上，在當時的軍閥政客中不僅僅是段祺瑞一個人信佛，其他譬如曹錕、曹汝霖、靳云鵬、孫傳芳等人也是信佛的。

段祺瑞在皈依佛教后，便起了一個法名叫“正道居士”，每到初一十五，段祺瑞都要親自到廟里去做法事。由于段祺瑞是民國初年聲名顯赫的大人物，和尚們都以段祺瑞來自己的廟里做法事為榮，每每奉承段祺瑞是菩薩轉世，為普度眾生而下凡的。

被奉承久了，段祺瑞也有點飄飄然。直奉戰爭爆發的時候，老段就在講經大會上大罵：“這些軍閥，窮兵黷武，禍國殃民，他們都是阿修羅王轉世來造大劫的！”說到這里，他又不免沮喪地說，“我雖是菩薩后身，具有普度眾生的慈悲愿力，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雖大，難勝群魔！”

阿修羅是古印度神話中的惡神，也是佛教中的天龍八部之一，因為它經常與天神交戰，因而戰場也被人稱為“阿修羅場”。老段把軍閥們稱作“阿修羅王”，但他自己當政的時候也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只不過他認為軍閥們混戰是窮兵黷武，而自己“武力統一”的目的卻是為了“普度眾生”罷了！

在直皖戰爭失敗后，段祺瑞雖說已經吃齋念佛，但他并沒有真正看破紅塵，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學生、舊部、朋友來拜見他，說起國內戰火紛飛、人民流離失所的時候，老段總是板著臉，一言不發。唯獨他們說到“要收拾局面，非老師東山再起不可”之時，老段一貫冷若冰霜的臉上，才會多少露出點欣慰的笑容。這老段！

時隔四年后(1924年)，老段再次出山任*臨時執政，重新回到了政壇。和從前一樣，老段仍舊是上午辦公，下午下棋或者賦詩，晚上打牌，唯獨與之前不同的是，老段增加了一個內容，那就是早上必到公館中專門的佛堂去誦經。

一年半后，在執政府門口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段祺瑞聞訊后趕到血案現場，曾長跪不起，為死者超度。不久，老段再次下野，從此徹底遠離了紛繁多變的政治漩渦而只在家中吃齋念佛，或者下下棋、寫寫字，不再過問世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人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華北，并試圖拉攏段祺瑞出來充當代理人。為防止段祺瑞為日本人所用，蔣介石在1933年1月21日派人將段祺瑞從天津接到南京。在浦口乘船過長江的時候，蔣介石率一批高級將領親自前來迎接并執弟子禮(蔣介石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前系北洋速成武備學堂統一送出，當時段為學堂督辦)。隨后，段祺瑞便定居在上海。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潰瘍引發大出血而去世，享年72歲。段祺瑞的病，據說與其常年吃素、營養不良有關，但之前醫生和親友建議他進點葷食以提高抵抗力時，段祺瑞堅決拒絕并表示：“人可死，葷不可開！”

老段在信佛之后，除了自己養幾只母雞下蛋供應外，葷食一概不碰。有趣的是，老段只養了幾只母雞，而沒有公雞，因為他認為這樣下的蛋才是“素雞蛋”，是可以吃的。后來他年老后身體虛弱，但仍舊不肯開葷，也足見其性格之倔強。

臨終前，段祺瑞曾寫下親筆遺囑，諄諄告誡后人：“國雖危弱，必有復興之望。復興之道亦至簡單，勿因我見而輕起政爭，勿信過激之說而自搖邦本。講外交者勿棄固有之禮教，求學者勿騖時尚之紛華。所謂自力更生者在此，轉弱為強者亦在此矣。”

由于段祺瑞生前信佛，其葬禮也是照他的遺囑以居士禮簡葬。在各界名流的吊唁中，有幾副挽聯特別顯眼，一副是馮玉祥的：“白發鄉人空余涕淚，黃花晚節尚想功勛”;另一幅是吳佩孚的長聯：

天下無公，正未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奠國著奇功，大好河山歸再造;

時局至此，皆誤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戰，憂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勛。

段祺瑞死后，由于其長子段宏業堅持要將其靈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為日本侵華導致的時局變動，以至于十多年都無法找到合適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買好的墳地，位置就在人來人往的大道旁邊。對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舊忍不住嘆息：“想不到老頭子轟轟烈烈一輩子，死后竟然沒有一塊葬身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其生前好友章士釗、李思浩、曾毓雋等人的努力下，才最終將段祺瑞的遺骨起出，并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萬安公墓中。

“天下無公，正未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時局至此，皆誤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戰”，吳佩孚的這幅挽聯何曾不是兩人共同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