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在其回憶錄里，提到“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軍侵華的嚴酷現實，他總結了自中國軍隊進行抗日武裝斗爭以來的經驗教訓，經過反復思考和研究，提出了“焦土抗戰論”。李宗仁將“焦土抗戰論”的內容概括如下：

與其聽任敵人蠶食而亡國，毋寧奮起而全面抗戰以圖存。我們雖是一個落后國家，工業建設和交通設備尚未現代化，從戰略方面說，若日本侵略者實行堂堂正正的陣地戰，則彼強我弱，勝負之數，不待蓍龜。故敵人利在速戰速決，以迫我作城下之盟。但吾人必須避我之所短，而發揮我之所長，利用我廣土眾民，山川險阻等優越條件來困擾敵人，作有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到敵人被誘深入我國廣大無邊原野時，我即實行堅壁清野，使敵人無法利用我們的人力和物資，并發動敵后區域游擊戰，破壞敵人后方交通，使敵人疲于奔命，顧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積年累月，則暴日必敗無疑。

按照其回憶錄的記載，李宗仁于民國二十二年(即1933年)草擬了一篇討論抗日戰略計劃的論文，名之曰《焦土抗戰論》。文成之后，李宗仁還送給胡漢民，希望用他的名義發表，以引起國內外的重視。胡漢民雖然承認李宗仁的看法完全正確，不過，他認為還是由作為武將的李宗仁自己發表為佳。李宗仁遂自己署名，送交報館和通訊社發表。“全國各報競相轉載，成為當時輿論研討最熱烈的題目之一”，“焦土抗戰”四字后來在抗戰期間曾被廣泛引用。

但有學者考證，李宗仁在1933年時并沒有寫《焦土抗戰論》這樣一篇文章。李宗仁第一次提出“焦土抗戰”這一概念，是在1936年4月17日發表的關于中日問題的談話中。在這篇談話中，李宗仁“力說焦土抗戰的必要”，“第一次闡明焦土抗戰的意義與前途”。他認為：“寧愿全國化為焦土，亦不屈服之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復侵略者，表現中華民族自存自立之偉大能力與精神，然后中國始有生存可能”;“全在我國大多數軍民之能否覺悟，與軍政當局之能否領導，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戰之精神，毅然決然為民族解放戰爭而犧牲之一點而已”。此后，李宗仁在很多場合開始談論“焦土抗戰”，比如1937年1月1日，李宗仁在《東方雜志》新年特大號上發表《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一文，論述了他的“焦土抗戰”的思想，指出“今日中華民族之唯一的出路，唯有立即對日抗戰”。

抗戰爆發后，白祟禧在電促李宗仁出任第五戰區司令時也提到：“過去我公首倡焦土抗戰主張，國人深表贊同。”李宗仁則表示“縱使全國化焦土，我也要戰斗到底;只要有最后一粒子彈，我們也要戰斗到底”。1937年10月1日，李宗仁在《焦土抗戰論的主張與實踐》的演講中，首次提出“焦土抗戰”有“三要義”，即全面戰、持久戰、攻擊戰，主張發動全民打持久戰，“易抵抗為戰爭，以攻擊代防御”。變被動應付為主動出擊，李宗仁還指出：在陣地戰時，應以“游擊擾之”、“以運動戰消耗敵人之兵力”的戰術原則。要在全國廣泛開展運動戰與游擊戰，輔以必要的陣地戰，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逐漸地消耗敵人的力量，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再做總的戰略攻勢。此后，白崇禧在《軍事抗戰與政治抗戰》等演講、報告中，對“焦土抗戰三要義”又做了系統的闡述。

新桂系部隊在“焦土抗戰”戰略方針的指導下，與友軍并肩作戰，在淞滬、徐州、武漢等會戰中，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然而，抗戰期間，“焦土抗戰”在某種條件下確實有過被曲解為“極度堅壁清野”的例子。如1938年11月13日凌晨，為應對日軍的進犯，國民黨當局采用所謂“焦土抗戰”，制定了焚燒長沙的計劃。但在計劃正式實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卻讓這場火災變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終導致長沙大批人員喪生，全城80%以上的房屋被燒毀，經濟損失約10億元。這場“焦土作戰”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事后，汪精衛似乎更找到了投降的口實，在重慶發表一篇文章說：“如果‘焦土抗戰’就像長沙那樣毀滅自己，那還不如不抗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