棗宜會戰是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日本軍隊駐武漢的第11軍對中國第五戰區部隊發動的一場作戰，會戰以日軍占領宜昌而結束。此次會戰，日軍雖占領了宜昌，但未能擊潰第五戰區的主力，而且遭到重創，傷亡1.1萬余人 。在棗宜會戰中，國民黨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殉國。

再一次的，日軍顯示了他們的戰力遠勝當時的國府軍，按第十一軍的戰報顯示，該會戰日軍傷亡僅約7000人，與之相較，我軍承認的戰損為：陣亡36983人，失蹤23000人，負傷50509人，如換算傷亡比率，日軍投入56個大隊，傷亡約占有效作戰兵力的12.5%，可我軍投入之兵力約54個師，概約38萬人，傷亡高達總兵力29%，或是，有效作戰兵力的45%！---毫無疑問，我軍戰敗！經此一役，第五戰區主力元氣大傷，且重要性急速下降，直到抗戰結束都沒有恢復，換言之，日軍的企圖達成了。

但是，五戰區的作戰計劃基本上并無問題，會戰開始前，中國方面及時發現日軍企圖，正確判斷日軍進攻方向，采取了相應部署，準備在平漢路武勝關、廣水段先發制敵，襲擾日軍后方，威脅武漢，對日軍進行戰役偵察，破壞其企圖。此計劃雖好，但未能實現。會戰第一階段(襄東作戰)以一部抗擊日軍，主力及時轉移外線，控制于日軍側翼機動位置，使日軍在襄東平原地區包圍合擊中國軍隊的企圖落空，并乘日軍返轉之機，適時反攻，造成對日軍第3師團的反包圍。日軍在100多架飛機、200輛戰車掩護下，突圍而出;在3天的圍攻中，裝備較差的中國軍隊給予第3師團以嚴重殺傷，挫折了其銳氣。

在南線，第33集團軍截擊日軍的部署也是對的，但兵力不厚，通信聯絡失密，致遭日軍第13、第39師團的反撲，損失較大，總司令張自忠壯烈犧牲。他的精忠報國之志，足以引為全民族的驕傲，并永垂青史。總之，中國方面對第一階段作戰的判斷和部署大體是正確的，從戰場形勢看，并未完全受制于日軍，還保持著一定的主動性。出問題處在對我方部隊戰力估計的過高，，而實情是我軍極度缺乏重裝備。我軍至少有三個軍為敵重創，但日軍只擄獲山/野炮二十三門！只能靠人力硬攻，打擊力嚴重不足，以致再次上演雖已對敵(第三師團)包圍攻擊，卻無法將之全殲或重創的一幕。

第二階段的作戰卻完全陷于被動。會戰一開始，即使日軍以一部西渡漢水，也僅是佯動，因而在全戰役計劃中根本未考慮河西作戰，將河西主力放膽調到河東，連宜昌也無兵守備。第一階段作戰后，日軍又從長江下游第13軍調運3個步兵大隊、1個山炮大隊以加強第11軍，并以6個汽車中隊向前線運送大批作戰物資，中國方面竟未發現，仍然處于麻痹狀態，仍在等待日軍自行東返。日軍經過整補，突然轉而向西，長驅直入。軍事委員會和第五戰區措手不及，倉猝調整部署，全盤頓時錯亂，根本組織不起有效的防御，戰略重鎮宜昌的陷落自不可免。這對爾后的抗戰，在軍事上和心理上更增加了困難。這完全是統帥機關對日軍戰略和戰役企圖判斷錯誤所造成。如能在全戰役計劃中顧及日軍西犯的可能，控制較強的戰役預備隊;退一步講，如能在第一階段作戰結束到日軍西渡漢水的10天空隙時間內判明日軍動向，調整部署于先，當仍可保持一定的主動性，給日軍以更大打擊，而減少己方的損失。

各戰區之間以及戰區內各部隊之間缺乏積極主動的策應，也是導致此次會戰失利的重要原因(這一弊病在歷次會戰中反復出現)。日軍為遂行此次會戰，從長江以南和長江下游抽調了大批部隊，也就是說，從第九、第三戰區當面抽走了大批部隊，這使日軍在其占領區內本來就很分散、薄弱的守備力量更加分散，更加薄弱。第九、第三戰區如能乘此機會向當面日軍發起強有力的攻勢，必能收到較冬季攻勢更大的戰果，威脅日軍后方，給第五戰區以有力的策應。但第九、第三戰區雖有所行動，卻遠不夠積極、有力。予以一大打擊……第九戰區應乘虛蹈隙，進襲當面之敵，使第五戰區作戰容易……第三戰區應加強沿江兵力，積極邀擊敵艦，截斷長江。”這一命令也未得到認真執行。同樣，在第五戰區內，軍事委員會和第五戰區也曾要求第21、第29、第31各集團軍先發制敵，進攻日軍后方，威脅漢口，確實截斷平漢線，但這些訓令發出后多未付諸實施，軍事委員會和戰區也未嚴格督查，因循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