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病入膏肓時還惦記著她的瘦，他幫助過許多年輕人，男男女女數不清，而關心到寵愛的地步的，也只有她。

蕭紅是以一個小女人的樣子出入魯宅的，在這里，她可以沒有過去。在這里，她可以選擇記憶，她只需記得祖父的后花園里面的花兒草兒蟲兒鳥兒。如果可以，此后的種種最好能從她生命中挖去，然后一切全留在現在，留在這里。在這里，她喜歡聽到魯迅先生明朗的笑聲，看著他笑得連煙卷都拿不住，笑得咳嗽起來。她喜歡與先生聊天，一聊聊到十二點電車也沒了，然后許先生送她坐小汽車回去。她喜歡與海嬰擠在小車里，與先生一家逛公園看電影。她喜歡陪許先生編織毛衣，剪裁縫紉，聽魯迅講鬼故事。她把這里當成了她祖父的后花園。

無疑，魯迅是寵她的，把她當作孩子一樣寵。她在《回憶魯迅先生》中寫：“一個月沒有上樓去，忽然上樓還有些心不安，我一進臥室的門，覺得站也沒地方站，坐也坐在哪里。許先生讓我吃茶，我就依著桌子邊站著，好像沒有看見那茶杯似的。”魯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來了，便說：“人瘦了，這樣瘦是不成的，要多吃點。”魯迅先生又在說玩笑話了。她說：“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為什么不多吃點？”魯迅先生聽了這話就笑了，笑聲是明朗的。魯迅在病入膏肓時還惦記著她的瘦，他幫助過許多年輕人，男男女女數不清，而關心到寵愛的地步的，也只有她。他大力推薦她的作品，為她寫序，找人給她寫后記，如數家珍地評點她的小說。蕭紅之所以名揚天下，與魯迅的激賞有很大關系。

1936年5月，魯迅在家里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訪談，斯諾問他：“當今文壇上最有影響力的作家有哪些？”魯迅毫不猶豫地回答：“蕭軍的妻子蕭紅，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為丁玲的后繼者……”如此肯定地褒獎一個人，蕭紅是獨得殊榮。那一時期蕭紅的確往魯迅家跑得勤，人家無事不登三寶殿，她倒好，天晴了太陽出來了，也值得她氣喘吁吁跑過去說一聲。蕭紅曾一度偷懶，睡得多，發胖，她就請魯迅像嚴師一樣催促她，甚至打她的手心。魯迅回信說：“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來的。從前的塾師，學生背不出來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來，我以為還是不要催促的好。如果胖成蟈蟈了，那就會有蟈蟈樣的文章。”

他們之間如此熟稔，于是有人問：他們究竟是什么關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人們從蕭紅《回憶魯迅先生》的字里行間讀出了異樣，讀出了隱秘的情愫，從而大膽地推測，他們之間有一種愛，與情愛有關。

這是不準確的，因為這是蕭紅單方面的敘述，是她自己的感受。女子的直覺一向很準，但蕭紅心靈的天線太過敏感，風吹草動也會讓她的心漣漪蕩漾。她亦是一個跟著感覺走的女子，心在哪里她就到哪里。她的心是一只野鴿子，父親的拳頭與伯父的圈禁是拴不住她的翅膀的，因而多年來她的命運一直波譎不定。

第一次離家出走，她跟所有五四女青年一樣，是為了反抗包辦的婚姻，因她的未婚夫王恩甲吸鴉片。這是能夠理解的，誰都有權尋求自己的幸福，何況風尚如此，出走也不失為一種上策。問題是她跟另一個名叫陸振舜的男子，一起私奔到北平，兩人靠著陸振舜家人寄的生活費過日子。可惜好景不長。那陸振舜是她彎彎繞的表哥，他們的行徑讓老家人深以為恥。蕭紅父親與王恩甲家人一起打上陸家門去，逼著陸家斷了陸振舜的生活費，甜蜜的二人世界一下子陷入冰窖之中。抵不住饑餓，兩人只好各自回家。

打罵與羞辱，看管與白眼，沒有擋住她第二次出走的腳步，她藏在運白菜的大卡車上，再一次飛出籠子。不名一文，身無長技，她只有流浪街頭。這時候，取消了婚約的王恩甲尋蹤而來，不知為什么，王恩甲吸鴉片的惡習、他的蠢惡，都從蕭紅眼中消失了——也許她受不了貧困與孤獨，她無家可歸了，她父親一氣之下將她從宗譜上除了名。她與王恩甲入住東興旅館同居，無名無分的，住了七個多月。王恩甲說欠了六百多元食宿費，要回家討，將大肚子的她丟在旅館，一去不復還。她走投無路之際，一封作者來信寫給報紙副刊編輯蕭軍。

蕭軍來了，將她從人生的谷底打撈上來。蕭紅把王恩甲的孩子生下來，送了人，一心一意跟著蕭軍過。這時候的蕭紅是那撿剩下的草莓了，鮮艷自鮮艷，搶手是搶手，卻是大甩賣的結局。他們開始時，蕭軍講得很明白：“愛便愛，不愛便丟開。”蕭軍不斷擦槍走火，先是什么上海女子陳涓，房東三小姐王麗，還搞大了朋友之妻許奧華的肚子。蕭紅為他掃洗，為他煎蔥油餅，煲俄式蘇普湯，抄寫文稿——無所不用其極地貼著他——他打她，臉上腫了。許廣平與梅志詢問，蕭紅掩飾說是自己不小心碰的，結果蕭軍罵她說謊不要臉。

男人總會有的，盡管她并不美麗。端木蕻良出現了，內向，瘦高，文質彬彬，說話悄言低語。與蕭軍的粗暴一比較，端木蕻良的偉大形象突顯出來，一下子俘獲了她的芳心。她懷著蕭軍的孩子嫁給了端木，再一次懷著一個人的孩子嫁給另一個人，沒見過如此尷尬的母親。魯迅曾經這樣笑過她：“荒唐，你怎么又莫名其妙地做了狼狽的小母親？荒唐，太荒唐。”

在上海的歲月，正是與蕭軍決裂的時期，她太冷了，跑到魯迅家，實是取暖。魯迅也確實喜愛這位孩子氣十足的俏太太，將她介紹給上海文壇的宿將，巧妙運作出版了《生死場》，并在序言中說：“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家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可以說，沒有魯迅的幫助，蕭紅能不能從絕望中站起來，很難說。蕭軍不僅背叛了她，且輕視她的才華，認為她的小說平平，散文也沒有結構，文章讀起來絮絮的，一如小女孩坐在外婆家的門檻上喃喃自語。是魯迅給了她最后的溫暖，是溫情，而不是愛情。或許蕭紅誤讀了先生的情誼，也或者我們誤讀了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1937年春，蕭紅在北平療傷，與女友李潔吾談心，李潔吾后來回憶：“1937年她從上海來北京看我的時候，偶然之間我們談到了父親，我說：‘魯迅先生待你們，真像慈父一樣哪！’她馬上說：“不對！應該說像祖父一樣，沒有那么好的父親！”原來她對魯迅，有著索求祖父溺愛的隱秘，所以她跑得那么勤，撒著與身份不相稱的嬌，寫著細如絹絲的文字，讓后人揣測不已。而魯迅對她的喜愛亦好解釋，萊蒙托夫有一句詩：

我深深地被你吸引

并不是因為我愛你

而是為我那漸漸逝去的青春……

人物名片：

蕭紅

蕭紅出生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一個封建地主家庭，幼年喪母。1930年，為了反對包辦婚姻，逃離家庭，與中學同學同居懷孕后被棄，困于旅館，困窘間向報社投稿，并因此結識報社的蕭軍，兩人相愛，蕭紅也從此走上寫作之路，兩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寫信結識魯迅，1934年到上海找魯迅，并且最終與魯迅相識，同年完成長篇小說《生死場》，次年在魯迅幫助下作為“奴隸叢書”之一出版，蕭紅由此取得了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生死場》是最早反映東北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生活和斗爭的作品之一，引起當時文壇的重視。魯迅為之作序，給予熱情鼓勵。抗日戰爭爆發后，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后應李公樸之邀到山西臨汾，在民族革命大學任教。1940年去香港。蕭紅帶有左翼現實主義風格的小說還有一部長篇小說《馬伯樂》，但質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長篇是寫于香港的回憶性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以及一系列回憶故鄉的中短篇小說如《牛車上》、《小城三月》。其中長篇小說《呼蘭河傳》被香港“亞洲文壇”評為20世紀中文小說百強第九位。

蕭紅和蕭軍發表的《生死場》時使用的筆名，另有悄吟、玲玲、田娣等筆名。被譽為“30年代的文學洛神”的蕭紅，是民國四大才女中命運最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傳奇性人物。她出生在黑龍江呼蘭縣一個封建地主的家庭，然而她卻以柔弱多病的身軀面對整個世俗，蕭紅的一生是不向命運低頭，在苦難中掙扎、抗爭的一生，蕭軍的出現直接影響了其命運并引發她開始文學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