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蔣介石發動了一場新生活運動。我們在回眸這段民國史上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時，不禁要問：新生活運動到底是一場什么樣的運動，它是怎樣興起的？對中國產生過什么影響？對以后的社會發展有什么作用和意義？

1934年2月，蔣介石在南昌大張旗鼓發起新生活運動。移風易俗、清掃衛生、整頓市容等。自從1927年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以來，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就是他的心腹大患，肢體之患主要是對中國鷹瞵虎視的日本，而肘腋之患即“福建政府”，蔣介石應付這些大敵尚且招架不住，怎么有心突然間發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新生活運動呢？

1934年2月，北風凜冽，來自西伯利亞的一股強大的寒流肆虐南下，掠過太行山、黃河、大別山，席卷長江、鄱陽湖，橫掃贛北大地。

在“星分翼軫，地接衡廬”的南昌這座歷史名城之中，蔣介石親臨坐鎮，部署第五次圍剿中央紅軍的關鍵一仗——廣昌之戰。此番他是志在必得，調兵遣將，運籌帷幄，南昌城和江西大地騰起一股股戰云和殺氣。

為了將中央紅軍趕盡殺絕，蔣介石駐節南昌。謀士、良將云集帳下，他親自部署了新的戰斗序列，以贛閩紅軍為主要進攻對象，分設北、西、南三路軍，總兵力約八十多萬，蔣介石親自坐鎮指揮。就在這場紅與黑、生與死大搏殺的關鍵時刻，蔣介石突然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生活運動，這似乎是正劇幕間的插科打渾，也恰似作文中的閑來之筆。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作為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新生活運動從1934年2月開始，一直持續了十幾年，余波延續到抗戰勝利以后，而民國的政治、軍事、經濟、農林、衛生、美術、風俗、民生建設乃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的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生活習慣、精神面貌無不潛移默化，影響甚深。

蔣介石提出“新生活運動”的概念，御用文人經過一番精心爬梳整理，提煉出有關新生活運功的理論要點，即三個目標：生活軍事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藝術化;四點基礎：禮、義、廉、恥。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

新生活運動的核心是三個目標和四點基礎，其實質就是傳統的道德思想——禮義廉恥。新生活運動大致分幾方面內容。宣傳強調要“先從南昌起，開始一種新生活運動”，要求造成一種新風氣，帶動全國，“使全體國民的生活都普遍的革新。”新生活運動的原則是“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從國民的“衣食住行”開始，要求人們安分守己、循規蹈矩。

新生活運動共做了以下幾件事情：

第一，全省組織了兩個研究機構來領導新生活運動，。即“新運”工作研究會，挑選了一干人等為“新運”工作研究委員，集思廣益，指定如何推行下一步工作。此外，還組織禮俗改良討論會，討論如何廢除舊禮節，改良新禮節。

第二，召開“新運”工作研究委員會會議，擇定“三化”(即生活軍事化、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方案內主要事項八種，為該會第一期中心工作。

第三，整理、打掃公共場所，包括娛樂場所、旅店清潔衛生，檢查飯店、茶館、酒樓及澡堂等衛生，不及格者掛牌警告，限期整改，否則吊銷營業執照。

第四，舉辦商店店員新生活講習班，專門講授禮貌和清潔衛生兩方面的課程。

第五，提倡國貨，提倡土布，“新運”江西分會會同省黨部、民俗改善委員會等機關籌辦土布運動，提倡節儉，以堵塞漏洞。

第六，改良兒童生活，會同江西省教育廳召開第五屆兒童節慶祝大會，舉辦兒童新生活比賽大會。

第七，舉辦南昌市各行業厲行新生活競賽會，先從窗口行業旅棧業開始。

第八，改善南昌市區的公共設施。有鑒于南昌行營房屋坍塌的例子，“新運”會特別提出“該省建筑，因業主省錢，包工做定磚瓦材料，多不堅固，偶稍烈風雨，時有坍塌之虞，于人民生活財產，頗多危險”。要求有關方面檢查工程質量。改良市區公共廁所。

第九，舉辦南昌市民健康比賽。組織健康比賽委員會，內設總務、布置、評判、測驗、救護、征集等六組，規定凡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市民，包括學生、公務員等報名參加比賽。由衛生處定出比賽標準，予以測驗，優勝者獲獎。

第十，提倡拳術，擬訂南昌市民訓練國術辦法。

第十一，舉辦各種展覽會，包括國貨、中藥等。

不許抽煙，成為“新運”時期的南昌街頭一景。童子軍站在街上，凡是叼煙卷走來的人，摘掉他們嘴里的香煙并搜光他們口袋里的香煙，揉成一團，扔到陰溝里，然后敬個禮，再去等下一個“倒霉”的人。沒多久，在南昌街頭就沒有抽煙的煙民，很多人和宋美齡一樣，躲著抽，偷著抽。童子軍稽查抽煙的效果是明顯的。南昌市1934年卷煙的銷售額銳減，為全國做了榜樣。

不準穿奇裝異服。夏天是浪漫的季節，是時尚婦女展現窈窕身體曲線和風采的季節。歐式連衣裙、模特裝、各種薄露透的服裝不時飄過南昌街頭。童子軍發現后，用毛筆在這些奇裝異服上寫下標語和口號，搞得街上連穿旗袍的人都少了。

還有一些過度熱心的軍官們，派出惡狠狠的值勤隊，碰到在街上吐痰的人，拖翻在地，猛揍一頓。很快，各種各樣的新生活運動訓練班、組織紛紛戴起各自的證章、袖標，打出各自的旗幟，像蝗蟲一樣蜂擁而至，什么都管，什么都干涉。還有那些趿著鞋走路的人、吸香煙的孩子、要飯的乞丐、花里胡哨的女人、操皮肉生意的妓女、得花柳病的漂客、賭博的、喝酒的、打架罵人的、隨地吐痰的，以及在飯館吃飯喝紅酒或白酒的人、一頓飯點菜超過四菜一湯的人或給小費的人，都被警察、憲兵拖到街上挨上幾棍子。從那以后，白蘭地和紅酒都裝在茶壺里供應，以騙過那些四處站著監視的童子軍、“新運”服務隊和執法隊。

南昌的污泥濁水一掃而光，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大興上木、大改地名，天大都有新人新事。人們見面必稱“你好！”見黨旗、國旗必彎腰鞠躬，開口“新生活”，閉口“做新民”，真是讓國人和洋人大開眼界，都被新生活所感染、陶醉、忘情……

有了南昌這個樣板，新生活運動很快推廣到其他地區。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規模運動如暴風驟雨般鋪天蓋地而至。

首都南京市和上海、杭州等城市看上去都有很大的變化，街面上比以往干凈多了，再配上五顏六色、琳瑯滿目的標語，的確1934年是中國進入新生活的一年。在移風易俗方面，新生活運動總會有關于婚俗、喪俗、壽禮、宴會、送禮等五大改革。1936年1月1日，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由南昌遷往南京辦公。主任干事熊式輝因是江西省政府主席，不能離贛，因此改由錢大鈞擔任主任干事。同時擴大總會組織，改為調查、設計、推進三個組，并增設總務組，又在總會之下另設婦女指導委員會，請宋美齡任指導長。通告各省市成立“新運”會，計有福建、河南、廣東、浙江、山東、安徽、江蘇、山西、綏遠、陜西、湖北、湖南、青海、甘肅、四川、貴州、云南、寧夏、河北、江西等二十個省，以及首都南京、上海、漢口、北平等四直轄市，其他尚有鐵路“新運”會十四個，華僑“新運”會十九個，各省“新運”會并轄有各縣“新運”會之組織，全國計有一千三百五十五個縣會。婦女“新運”方面，有江西、陜西、湖南、江蘇、山西、青海、廣東八省婦女工作委員會，其他尚有首都、上海縣、浙江溪口等婦女會。

其實，蔣介石發動新生活運動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以精神總動員的方法，喚起國人現代覺悟與意識，所以新生活運動在提高人民的覺悟方面還是有積極意義的。當時，日本一再壓迫中國政府取締抗日活動，蔣介石自然不愿意泄露新生活運動的抗日的底牌。就像整頓軍備一樣，國民政府從德國購買大批的先進軍火，目的是對付日本侵略，可嘴上喊的是為“剿共”作準備。其實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剿共何需如此先進的坦克、大炮。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有三個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整理財政、整理軍備和新生活運動。”他將中國發生的三件大事列為抗日戰爭的必要準備。由此反證出新生活運動對抗日起到一定的作用，只是當時蔣介石“安內”的任務尚未完成，因此不便把新生活運動的“攘外”涵義挑明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