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前夕，光緒帝感“朕位幾不保”，曾經頒發了密詔要求康梁等人“設法相救”，引發了在政變前夕的緊張“救駕”活動，也是后來康有為保皇、救皇活動的重要憑借。然而，對于這一重要資料的真偽問題，學術界卻有不同的看法。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開始變法，此后新舊黨爭逐漸加劇，至七月改官制時已成水火不容的態勢。七月十九日，光緒帝下令將阻撓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位堂官革職，二十日，任命楊銳、譚嗣同、劉光第、林旭為四品銜軍機章京參與新政。這兩項舉措表明光緒帝要刷新中央機構，任用新人，以推進變法。守舊派為之震驚。慈禧太后立即在頤和園召見懷塔布，詳細詢問情況，并令他暫且忍耐。隨后，懷塔布與內府大臣立山奉懿旨于二十二日赴天津見直隸總督榮祿，“有要商”。所謂“有要商”就是商量太后訓政的事情。

譚嗣同等進入軍機處，使康有為等維新黨人更加活躍。康有為與譚嗣同等商議，建議光緒帝開懋勤殿，允許維新人士入值其中、討論政事。光緒帝表示同意，并定于七月二十九日赴頤和園請示慈禧太后。二十九日，光緒帝赴園向太后請示，卻遭到嚴斥。因情勢危急，危及到皇位，次日，光緒皇帝頒布“密詔”。

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載，七月二十八日，光緒帝感到皇位受到威脅，于是賜“密詔”給楊銳及康有為、譚嗣同、林旭、劉光第等五人。《康南海墨跡》記載了密詔的全文：“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這道密詔主要出自康梁記載，然而，政變結束不久，與康有為同為“維新黨人”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時就曾指出：現在刊布的光緒帝密詔，“非皇上之真密詔，乃康氏所偽作也。”而另一位自稱親眼見到過“密詔”的袁世凱在他的《戊戌日記》中也記錄了光緒皇帝的“密詔”：“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甚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顯然，王照、袁世凱所見到的光緒皇帝“密詔”與康有為公布的并不相同。

宣統元年(1909)八月，楊銳之子楊慶昶向都察院呈繳光緒皇帝賜予楊銳的“密詔”，這一手詔內容是：“近來朕仰窺皇太后圣意，不愿將法盡變，并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并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圣意堅定，終恐無濟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楊慶昶所呈繳的這道光緒帝“密詔”，在送至都察院之前外人并不知道，卻與曾經見到過光緒“密詔”的王照、袁世凱等人記述的“密詔”基本相同，和康有為所公布的“密詔”不僅不相吻合，而且還存在較多不同之處。例如，賜給楊銳的手詔是令四章京籌商辦法，其中不包括康有為;頒詔之時，光緒皇帝是慮及“朕位且不能保”，情況危急，但還不是幾乎已經不保;籌商的良策以“不致有拂圣意”為前提，并不是不加任何限制的“設法相救”;奏呈辦法仍依照正常奏事之例，“密繕封奏”，而且要“候朕熟思，再行辦理”，并無一切皆由康有為自作主張之說。

光緒帝頒發了密詔，引發了康梁在政變前夕的緊張“救駕”活動，也是后來康有為保皇、救皇活動的重要憑借。而現在出現了康有為刊布的密詔和楊銳之子呈繳的密詔，對于這兩份詔書的真偽，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楊真康偽。理由是楊銳之子所保存的密詔，是由光緒皇帝頒給楊銳的，所以受詔者為“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而沒有特別點出康有為，且在語氣上更符合光緒皇帝在當時形勢下的心態，此詔的意圖在于謀求一個既可“將舊法漸變”，“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萬全之策，盡管這個想法不切實際，卻是光緒皇帝的真實念頭。而在康有為公布的“密詔”中，光緒皇帝既要變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猶豫心態不見了，被簡化為“今朕位幾不保”，“速密籌設法相救”，并在受詔人名單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為”，顯然與楊銳受詔的情形不符。由此，我們可以相信，楊銳之子所獻密詔是真實可信的，而康有為在流亡海外之后，出于“代后保皇”的政治需要，對密詔作了篡改。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康楊皆為偽詔。康有為所奉第一密詔傳本有四，其字句不同，密詔頒發日期有三種不同說法，密詔收到日期有兩種不同說法，而這些日期的差異都出現于康梁的著作內。《康南海墨跡》中所記載的這道“密詔”是康有為抵達香港及日本后寫給李提摩太的一封信里附錄的。康氏在信中說第一道“密詔”是八月初一日交楊銳帶來。可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又清清楚楚地寫道：此詔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緒皇帝在頤和園交楊銳帶出。另外，梁啟超是幫助康有為大力宣傳光緒皇帝“密詔”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戊戌政變記》中三次提到密詔的發出時間，竟有不同的兩種說法：一是七月二十八日召見楊銳時，由楊帶出;一是七月二十九日召見楊銳時“賜衣帶詔”，這一時間與康有為《自編年譜》中的時間一致。由于康、梁皆強調“密詔”為楊銳帶出，所以此詔與楊銳關系甚大。可是，據《邸抄》記載，康、梁所說的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和八月初一日，光緒皇帝都沒有召見楊銳，倒是七月三十日召見了楊銳。與康有為所言光緒皇帝交楊銳“密詔”的時間不符，內容與康有為公布的也不一樣。

而“楊詔”不足采信的理由是，譚嗣同的《獄中題壁》原詩，只是王照一個人說出來的，這人后來向清廷投案自首，也是袁世凱力保才免于被治罪，察其氣節，難保在密詔上不作偽證。而且，根據常規皇帝的密詔都須交回軍機處，何以楊銳能保存下來？據歷史學家房德鄰先生研究，楊銳的后人解釋為何他能扣下密詔不上交，漏洞百出。后來，“楊詔”交出來了，其間攝政王當政，這么一來，既提供證據，為光緒皇帝洗脫“不孝”之罪，又能為楊銳平反。袁世凱也是在宣統年間獻出日記，目的更明顯，攝政王恨死了袁世凱，由于他的出賣，光緒受困瀛臺，最后死得不明不白，清王室子弟早有殺袁之心，袁世凱的日記多次辯解，說他一直要保護皇帝，效忠清廷，用心良苦，為的是不使皇帝受維新黨人利用。

康有為所刊布的密詔系偽造，學界似成共識。他用之以“救駕”，但實際效果是慈禧對光緒之仇恨終不得解，戊戌之后的許多事與此都有很大的關系。指出康偽造的，首推黃彰健先生，近日茅海健撰文稱贊曰：“黃先生考證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啟超對康詩的注，否定了康有為發布的各種版本，用光緒帝召見楊銳的時間，確定該詔發出的時間。整個考證過程顯得舉重若輕，實屬技巧高手之所為。”然而，光緒密詔的真實內容到底為何，仍需要學術界做進一步的研究與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