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王朝在位的皇帝，在警戒森嚴的宮禁內遭遇刺客行刺的實屬少見，清王朝的嘉慶皇帝卻遇上了。是嘉慶皇帝為人施政的不善，還是另有緣故？是一次意外的個人行為，還是一次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歷史之謎。

嘉慶八年(1803)閏二月二十日，嘉慶帝謁陵返京，正準備進宮齋戒，乘轎經神武門，將要進入順貞門時，突然從西廂房南山墻后有一刺客陳德一躍而出，持小刀沖向嘉慶所乘小轎。當刺客沖至近前時，御轎已過順貞門，刺客的行動慢了半拍，而嘉慶帝本人并沒有看到陳德行刺的具體情況，所以這次行刺對嘉慶帝來說，可以說是有驚無險。他是在進了順貞門后聽到外面人聲喧雜，嚇了一跳，忙派內差出問御前大臣，才知有人行刺拒捕，嚇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刺客陳德帶著年僅十五歲的長子陳祿兒預先進入東華門，穿過東西牌樓，從西夾道繞至神武門內。行刺時，守衛在神武門、順貞門之間東西兩側的侍衛等多達一百多人，他們大多被陳德這一突然而來的襲擊驚呆了，一時不知所措，竟無人敢上前攔阻捉拿，只有近侍御前大臣定親王綿恩首先奮力將陳德推卻，袖袍被刺破。最終陳德終因寡不敵眾，力竭被擒。陳德長子陳祿兒，雖然當時也在場，但想不到發生了這種事，只在旁哭叫不已，事后竟能逃回家隨即被捕。可見警衛的松懈、混亂，沒有負起責任。

這一事件對清宮來說是非常驚人的。乾隆二十三(1758)年六月雖曾發生過瘋癲僧人持刀闖入東華門的案件，但未對皇帝構成威脅。這次竟致危及轎前，欲刺殺皇帝，令嘉慶帝十分后怕和憤怒，他立即下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日夜嚴審。被擒人陳德經過酷刑審問，所供情節，出乎意料之外：

行刺者陳德，四十七歲，從整個經歷看是個道地的城市貧民。陳德之父陳良、母曹氏曾典與鑲黃旗人松年家為奴。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慶二年(1797)，跟隨鑲黃旗包衣常索在內務府服役，幫助辦送誠妃劉佳氏碗盞什物以及赴園、進宮時移載物件車輛等雜務。由此經常出入宮禁，熟悉宮內路徑和各門情況。后來，陳德因個人的悲慘境遇而受到刺激，加上近幾年時常胡思亂想，五次求簽，兩次做夢將來有“朝廷福分”。可見，由于生活的困苦巨變，神經已不甚正常，最終感到“實在窮苦難過，要尋死路”。“又想自尋短見，無人知道，豈不枉自死了”，當他閏二月十六日看到街上墊道，聞知嘉慶帝將于二十日進宮，于是把心一橫“起意驚駕”，心想“犯了驚駕之罪，必將我亂刀剁死，圖個爽快，也死個明白”，于是干出了行刺嘉慶帝的大案。

看來，陳德熟悉宮內外情形，準備很充分，但他躍出時慢了半拍，至嘉慶帝轎進了順貞門才趕上來。但是，案件最后處理時，對是“起意驚駕”還是“蓄謀行刺”就不會區分得那么清楚了。在皇帝專制的封建時代，就是“驚駕”也是按“大逆”罪論死。陳德為了發泄民生痛苦的無奈，自己求死，連兩個未成年的孩子陳祿兒、陳對兒也被絞死。民不聊生，嘉慶帝雖然為此自省失德，但封建社會此時腐敗的政局以其個人意志又能轉變多少呢？

至此，案情已經清楚了。但嘉慶帝不相信，隨于次日添派滿漢大學士、六部尚書會審。為了對付陳德一人，嘉慶帝竟把整個官僚機器都啟用了，這是過去對付任何一個犯人所沒有過的，所有的刑具也都用上了，然而，陳德的個人口供沒有任何的變化。嘉慶帝一看，不可能會有什么進展了，如果硬要說是有人策劃指使，反而會自亂陣腳，造成內部混亂，隨傳旨將陳德處以極刑。

至于陳德為何要“起意驚駕”，還是行刺皇帝，從會審結論及嘉慶帝的批復看，均已傾向于純屬個人所為。但后來有關“受人指使”之說持續不斷。至于主謀者，一說是官員所為，一說是天理教早期策劃的一次冒險行為。

陳案僅過一月，嘉慶帝便接到官員誠存的奏折稱：“在陳家內拾有匿名揭帖一紙，內稱興德保父子曾與逆犯陳德有過來往勾結等情。”但嘉慶帝并不相信揭貼所控，懷疑興德保父子會有“黨逆”之事，而認為誣告陷害之風會“累及無辜”，“必欲將控告之人究出懲治”。令傳訊興德保父子時不以犯人對待，應詳訊與興德保素有仇怨之人。

至于說陳德的行刺系天理教所策劃，則為后來野史記載，如《清代外史》之敘《顒琰之遇刺》。蕭一山所撰《清代通史》采信此說。而關文發教授在《嘉慶帝》一書中認為“此說只不過是一種附會，實難置信”。他舉出陳德在嘉慶八年是在北京，根本沒有去過山東金鄉崔世俊家。林清是嘉慶十一年(1806)五月開始加入榮華會，崔世俊是在嘉慶九年(1804)加入離坎卦教的，嘉慶八年(1803)閏二月陳德“起意驚駕”時他們都還不是天理教徒，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所謂“林清黨”，陳德又怎能成為“林清黨”的一員，而去執行“林清黨”所策劃的行刺嘉慶的使命呢？山東巡撫同興如“確已究明了陳德系‘林清黨’”，是不敢“擅自以事屬既往，善不入奏，而甘冒犯欺君大罪的風險”的。

但關文發教授所據為供詞，嘉慶八年(1803)陳德是否去山東金鄉，供者根本不知也是可能的。崔世俊當時沒有正式入教，但參與秘密活動也不能排除。限于史料，說陳德行刺嘉慶帝為“千秋疑案”似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