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時達到頂峰，被視為最繁華時期，有學者認為這段時期代表了中華文明的一個新的高峰。也有學者認為雖然康乾時期的人口和糧食產量呈快速增長態勢，但與同時期的歐洲國家英國來橫向比較的話，無論從存量還是從增速來看均具有較大差距。

正面評價

西方

在18世紀，來華的傳教士們將當時的中國圖景呈現在西方 人面前時，立即引來整個歐洲對中國的強烈向往。結果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余年間，在歐洲形成了長時間的“中國熱”。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中國熱”期間，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筑等。

法國傳教士喬治·安森在《耶穌會環球旅行記》中說：“中國是世界上資源最富饒、經濟最富裕的國家，中國皇帝之崇高、官員之福利超出世界上的一切國家。一個歐洲人(剛到中國)會立刻感嘆中國絲綢、瓷器、家居用品之物資豐沛，這些商品并不比在歐洲能買到的同類商品貴，但卻是世界上能見到的色澤最為華美、做工最為考究的商品了。”

俄國傳教士John Bil在《從圣彼得堡到亞洲的旅行》中評價說：“除了保障生活溫飽的必需品外，中國人也會有大量的生活結余，特別是水果和其他各種各樣的物品，過于繁雜我就不在這里一一贅述了。中國還有大量的金礦、銀礦、銅礦、鉛礦、以及鐵礦。中國人比歐洲人更看重銀的價值，銀被看作與金等價，所以金有很好的出口優勢。”

法國著名思想家伏爾泰推崇孔子學說，竟將耶穌畫像改易為孔子像，晨夕禮拜，并盛贊乾隆皇帝。

東亞

18世紀，朝鮮使臣通過燕行，親眼看到中國北方市集一片繁榮景象，因此在返回朝鮮后發起“北學中國”的運動。朝鮮使臣金昌業曾評價康熙年間：“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114] 蔡濟恭則認為：“問一世俱享六紀治平，而乾隆比康熙尤盛焉。即位之時，已為二十五歲，且即位回甲之年，傳位于儲嗣者，求之往牒，亦未之見也。”

民國史學家蕭一山在《清代通史》曾評價康乾盛世說：“圣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觀。以其有好學不倦之精神，寬大愛民之治術，謹事惜時，深耕易耨，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葉雖稍流縱弛之弊，然大亂之后，亟需休養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徑也。世宗剛毅明察，純系政治家之作風，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庫藏充裕，海宇義安。倘使厥年克永，可為吾國政治變換一種積極性質，掃除數百年來顢頇無為之消極思想，社會亦不至停滯而不進矣。無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頗不易得社會之諒解，遂致有暴崩之傳說。高宗席累朝之積業，作太平之粉飾，好大喜功，稽古右文，雖有全盛之規模，卻種衰弱之肇因。”

負面評價

康乾時期不足還表現在科學技術水平不高、生產力水平低下、軍事實力不強、文化事業停滯不前，政治制度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發展。盡管對康乾盛世褒貶不一，學者們對當時的人口問題、物價持續上漲、閉關自守、限制工商業發展、蔑視科學技術等均持有否定意見。

在中國歷史縱向看，其盛世規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沒有質的改變;其次，從世界橫向看，康乾盛世時期的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當時的經濟生產總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產技術卻相對落后了)、文化科技已經落后于西方。在此期間，整個社會發展緩慢，歐洲卻爆發了工業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發展，清朝和西方資本主義的差距越拉越大。

當西方和世界出現巨變的時候，清朝統治者妄自尊大、拒絕開放，反對變革，滿足現狀、固步自封，特別是限制工商業、蔑視科學技術、閉關鎖國、加強集權、禁錮思想的做法，愈加嚴重地制約著社會的進步。亦有學者指出康乾盛世只不過是饑餓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