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入圍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隨著發掘工作接近尾聲，墓地揭露面積15000余平方米，發現墓葬615座、車馬坑22座。墓葬內不僅首次發現了漆木俑、原始瓷器等國寶，而且首次發現西周時期三足銅盂、三足鼎式簋等珍稀青銅器，個別墓葬甚至發現有金器，三千年前的這些寶器將為我們揭開古代封國之謎。

如此豐厚的葬品到底出自怎樣身份人物的墓群？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臨汾市翼城縣以東約6公里處一片兩河交匯形成的三角洲高地，墓地年代橫貫西周，晚期進入春秋初年。在試掘階段，考古隊就發現這是一個諸侯國君級別的墓——墓葬二層臺四壁有11個壁龕，壁龕內放置漆木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物。

從出土的青銅器上面的銘文確證，大河口墓地墓主的國族名為“霸”，“霸伯”是這里的最高權力擁有者。“霸”國的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較明顯，并具有自身獨特的文化風格。其人群應為狄人系統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相繼的考古發現，“霸”國和周王室以及晉國、倗國、燕國等國關系密切。

“霸”國與晉國相鄰。從墓地規模及隨葬品推測，“霸”國應比晉國低一個檔次，屬于小國。在君主稱謂方面，晉國的君主被封為晉侯，而“霸”國的君主則被稱為霸伯。此外，兩國的墓葬規模也相距甚遠，晉國曲村墓地的墓葬多達20000多座，而“霸”國大河口墓地的墓葬僅有1500座左右，從這里也可反映出兩國國都人口規模的差距。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王巍認為，大河口墓地的發現讓人們有機會認識不見于歷史文獻記載的西周“霸”國的歷史及文化，并為研究西周時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問題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填補了中國對西周時期考古研究的一項空白。

墓葬二層臺四壁有11個壁龕，一座墓葬內發現如此多的壁龕在西周考古上還是第一次，墓內隨葬漆木俑可能是目前中原地區出土最早的實物資料。

考古隊在發掘墓葬的填土工作中，在東邊二層臺上意外發掘出了重要寶物：兩個一米多高的漆木俑雙足站立于漆木龜上，雙手作持物狀，兩俑前面及側面放置漆木器，這在中原地區西周墓葬內也是首見。考古學家介紹，漆木器在兩種環境下易于保存：一是十分濕潤的環境，二是十分干燥的環境。在黃土高原忽干忽濕的環境里，兩個漆木俑經數千年還能較為完好地保留下來，彌足珍貴。

山西省考古所副所長謝堯亭介紹：“中華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禮制。古人朝會、狩獵、宴享、訓練軍隊等活動都強調‘秩序’。我們推測這兩個漆木俑與禮制和宗教有關系。”

考古專家歷經兩年，清理出大量的漆木器遺存，包括漆木俑、俎、罍、豆、壺、犧尊、坐屏、杯、案、盾牌、方彝等種類。

大河口墓葬還發掘出一個青銅鳥形器物，經鑒定是鳥盉(hé)。“這件器物可以說是大河口墓葬銅器中的瑰寶，它為中國青銅器發展史提供了一件新的器形。”謝堯亭說。

以往發現的鳥尊大多屬于酒器，簡單地說，就是一種鳥形的盛酒器，用來在各類祭祀活動中盛裝不同的酒。距此二三十公里的北趙晉侯墓地就發現了鳥尊，被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院，是其“鎮院之寶”。此次發現的青銅鳥形器物與北趙晉侯墓地發現的鳥尊有所不同，腹部沒有管狀流。專家認為，大河口這件鳥形器物不是尊，而是盉。

謝堯亭說：“商周時期，盉多是一種注水的水器。按照商周貴族禮儀，在祭祀、宴飲、典禮過程中，參與者要洗手盥洗。侍者用盉將水倒出。在既往的考古發現和傳世器物中都未曾見過像大河口墓葬中這樣的鳥形盉。”

鳥形盉的出現也意外糾正了一個“美麗的錯誤”：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的鳥尊在發掘時尾巴已斷，上海博物院將尾巴修復為朝里卷。此次發現的鳥形盉十分完整，它清晰地顯示，鳥的尾巴是朝外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