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

一、基本建成封建社會制度。

秦朝國祚短暫，中華帝國三大特點：中央集權，官員代理和倫理治國只完成其二。漢承秦制，但又有計劃有步驟的改革舊制，建立新制，是文景之治的歷史貢獻。文景之治前后長達四十年，解除封國對中央政權的威脅，處理前代積弊，經過兩代皇帝的治理，基本上建成封建社會制度。

二、道家思想登入殿堂。

漢朝成立之初，劉邦曾問群臣秦之所以滅之的原因，當時以陸賈代表的黃老新思想家認為秦之于專任刑罰，提出了無為而治的主張。為此，陸賈“粗述存之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陸賈的無為而治的主張，被認為以《老子》為理論基礎產生的黃老新道家，后來被漢初統治者作為政治指導思想，在文景時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繼承和發揚。道家思想首次為國家統治者應用，為“休養生息”政策的治定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產生了積極影響，受到后世各個朝代的重視。

三、為漢武盛世打下堅實的基礎。

文景時期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開創了西漢帝國的升平時代，使當時的社會經濟穩定的向前發展，為漢武大帝劉徹將西漢推向極盛時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被后世尊為中國農耕社會的第一個治世，為漢武帝北伐匈奴奠定了基礎，同時進一步確立了以漢族為主干的統治基礎。

四、廢除肉刑，推進中國法制、世界法制進步。

中國在全世界率先進入文明、人道的刑罰制度，從世界法制史來講，廢除殘害刑、肉刑，是從中國開始，在世界其他國家廢除肉刑兩千多年前即采取了這種改革。漢文帝時期發生的緹縈救父事件引發了中國歷史的刑罰革命，中國第一次、也是全世界第一次廢除肉刑，不僅改變了中國法制的進程，而且扭轉了世界法制的方向，是法制史的里程碑。

《史記·卷十·孝文本紀第十》載：漢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有人控告齊國太倉令淳于意，朝廷根據刑律、罪狀，判定淳于意處肉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兒淳于緹縈一路跟隨押解父親到京師受刑的囚車，抵達長安后上書漢文帝申訴冤情，文帝看到淳于緹縈的訴狀，悲憫她的心意，于是赦免淳于意，并在當年廢除肉刑。這就是歷史典故緹縈救父的來歷，二十四孝之上書救父。文景時期，連坐、肉刑基本廢除，景帝時將肉刑改為笞刑，并不斷減少次數，提倡治罪嚴格依法辦事，犯罪人不服，要允許申訴，重新評議，保證了法律的公正性，是世界法律史的一大進步。

五、民主政治的初探。

恭謹從儉是漢文帝劉恒開明政治思想的閃現，中國古代就有“進善旌”、“誹謗木”的說法，就是把不同意見寫在旗上或木頭上，反映古人要求言論自由的愿望。秦國制定了“誹謗妖言”罪，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只能遵守不能議論，議論就是犯罪，輕則發配，重則砍頭。這種做法非常危險，漢文帝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歷史的教訓，漢文帝認為要尋求治國的好辦法，必須大膽使用進諫人，廣泛聽取不同意見，使君主不斷改變自己的過失，少犯錯誤，這樣才能真正找到治國的新方法。漢文帝要求各級官員直言納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漢文帝認為，一個皇帝的德行十分重要，自己的德行好壞，直接影響百官，百官的德行好壞直接影響民眾。百官出現了錯誤，皇帝脫不了干系。文帝這種寬大的胸懷，開明的政治思想給漢王朝帶來新鮮空氣，可以說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初探。

不足

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歸到底是地主階級的政策。其目的是為了穩定和加強對農民的控制，進一步鞏固封建統治，一些看來對農民有利的措施，實則對地主、商人更為有利。例如，文景減免田賦，地主獲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勢力的日益發展。同時，文帝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對同姓諸侯王的權勢雖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景帝三年(前154年)吳楚七國合謀叛亂，應當說與此有一定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