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的史書《三國志》中的確沒有提到孟獲，但其他史書，如習鑿齒《漢晉春秋》，常璩《華陽國志》等書中卻有對孟獲“七縱七擒”的記載，應該說《三國演義》的描述是“事出有因”的。

《三國演義》的故事一向有“七實三虛”的說法，就是說大部分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事件，少部分則出于藝術虛構。就拿“七擒七縱”來說吧，這是說諸葛亮南征時七次捉住了當地少數民族首領孟獲，又七次釋放了他，終于安定了蜀漢的西南后方。這是三國中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

曾經到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去過的人，會發現那里有很多以“諸葛”、“孔明”命名的地名，如“孔明山”，“孔明塔”，“諸葛營”，“祭風臺”，“祭鑼洞”等等幾乎遍布云貴川一帶，有關諸葛亮的故事還流傳著很多，一直到他們的衣食住行，生活習俗，節日禮儀，都能看到諸葛亮的影響。

比如傣家傳說諸葛亮率兵南征到瀾滄江時，殺了貪婪的漢官，送來谷種教他們打谷舂米，用牛犁地，臨走時還把自己的帽子贈給傣人。后來傣人遇上可怕的瘴氣，便遵照諸葛亮在這頂帽子的綢帶上寫下的“想命長，水沖涼;草蓋樓，住高房”的囑咐，按照帽子的形狀蓋起了竹樓，并且堅持用涼水洗澡。這種傣家的竹樓就叫做“孔明老爹的帽子”。又如基諾族關于他們的起源就有這樣一種說法，說他們的祖先是諸葛亮南征軍隊的一部，因為途中貪睡，掉了隊，趕上大部隊后，諸葛亮軍法如山，不再收留他們，但賜給他們茶籽，讓他們種茶為生。基諾山就是今天中外聞名的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他們衣服上繡的八卦圖案叫做“孔明印”。甚至男子留的三綹頭發，中間一綹還是紀念諸葛武侯的。

其他如景頗族傳說他們的各種制度是諸葛亮制訂的，彝族、苗族也都認為諸葛亮傳授給他們許多生產技術。很多少數民族戲曲也有大量的三國戲目，尤其是孔明戲，象《三氣周瑜》，《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等。此外，象傣人的熱氣球燈叫“孔明燈”，西南很多少數民族使用的銅鼓叫做“孔明鼓”。祭神時有的要設“孔明天子”的牌位，有的要高呼“孔明先生”的名字，還說火把節也來源于歡迎孔明大軍的儀式，潑水節自然和諸葛亮“水沖涼”的囑咐有關了。正因為諸葛孔明在那里有這樣崇高的威望，近代西方傳教士去佤族傳教時，還得編造出“耶穌是孔明的弟弟”之類的故事來，這也是一種“中為洋用”吧！

當然，關于這些習俗的來源，還有其他的一些說法。諸葛亮的故事很久以來就在西南少數民族中深入人心，以至明朝一位詩人在寫了一首詩感慨：“孟獲生擒雍豈平，永昌南下一屯營。棘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陽說孔明。”(李元陽《萬歷云南通志·地理志》永昌軍民府“古跡”條錄曹迂《詠諸葛營詩》)一個統治者，征服者，在兩千年后還能受到不同民族這樣深切的感念和崇敬，古今中外恐怕還很難找出第二個來。既然有這么多的遺跡影響，我看未必是空穴來風，“七擒七縱”的事，總會是會有些根據的吧？

陳壽的史書《三國志》中的確沒有提到孟獲，但并不是陳壽沒寫事情就是假的，這很可能與當時作者的立場和這作環境有關，看其他史書，如習鑿齒《漢晉春秋》，常璩《華陽國志》等書中卻有對孟獲“七縱七擒”的記載，應該說《三國演義》的描述是“事出有因”的，至于是不是小說里寫得那樣曲折生動，當然是另外的事了。諸葛亮生前死后受到西南地區各民族愛戴尊崇，《三國志》里也有記述，說諸葛亮死時“黎庶追思，以為口實”，“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數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

說起來，現在遍布全國的各個紀念諸葛亮的名勝古跡當中，還有西晉末年十六國時西南少數民族之一的巴氐人的首領李雄修建的，這就是位于成都南郊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清代人寫的對聯，看了很有教益：上聯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下聯是“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這里又講了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謂之上”，又講了政治上審時度勢與法制上掌握寬嚴的重要性，確實把作為軍事家和政治家的諸葛亮兩方面的特點都突出來了，也給后人以多方面的啟發。

上面曾談到少數民族戲曲演的戲里有《斬馬謖》，說起來，諸葛亮的“攻心”戰略，還真是和馬謖大有關系。馬謖雖然在街亭的表現不怎么樣，但是“心戰為上”的建議，看來還是符合諸葛亮的既定方針的。他在南征中正是采納了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建議，才會出現“七擒七縱”的局面的。二次大戰時也出現過“心理戰”，不過那主要是指宣傳攻勢，似乎還和諸葛亮的作法有些不同。諸葛亮未出茅廬，已在《隆中對》里提出“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主張，也就是說在取得西川根據地后，要用和撫的基本方式來解決與生活在今天甘肅、青海一帶的氐、羌和云貴川一帶的西南民族的關系問題。當然，三國鼎立的競爭局面下，更能顯示出三方不同的處理民族問題方式的利弊優劣來。說起來三方還真是有“和撫”、“征剿”和“征撫結合”三種方式的區別。比如曹操，他對北方民族的基本方針是征撫兼用，以征剿為主。他為了阻止袁紹與北方民族的聯合，親自率軍北征烏桓就是一例。

到著名避暑勝地北戴河，當地人們會告訴你西北方向的一座山，當地俗稱“桃山”的，就是當年曹操回師時吟詠“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碣石山，毛澤東因而寫下過著名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的詩句。當然，曹操也有撫的一面，否則蔡文姬也不可能從匈奴順利歸來了。至于孫權，則完全是征剿了，為了彌補他在競爭形勢下兵力人口的不足，對東吳境內的山越族多次征戰，強迫他們搬出深山老林，到平原定居，以充當家兵、佃客和奴隸。但這引起山越人不斷的反抗，反抗又引來新的征剿，形成惡性循環，內部反而增加了不安定因素，所以在三國爭奪中，始終只能采取“保江東，觀成敗”的消極防御態勢。而曹操依靠強大的武力，雖然使西部和北部后方平靜一時，但沒過多少年，這些民族就進兵中原，形成了五胡十六國長期混戰的局面。

諸葛亮的方針給后世留下了深遠的影響，總結一下他的經驗，還是很有教益的。據史書記載和學者研究的結論，主要有這樣幾條：一是讓少數民族自治，盡量少留漢兵，少派漢官;二是尊重當地民族習俗;三是待之以誠，取信于民，和少數民族保持友好關系，還指示部下官吏在當地廣交朋友，“投石結草”，拜為兄弟。這對后世就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紅軍長征路過彝民區時，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志與彝族首領小葉丹結盟友好，約為兄弟的事，就傳為佳話。這恐怕和彝族人民對諸葛亮的習慣崇敬不無關系。

當然，光憑這些還是不足以使當地各民族心悅誠服的，最重要的是諸葛亮為當時相對處于落后狀態的民族傳播去中原科技和文化，幫助他們提高發展了生產能力。據史書載，他曾在南中大興屯田，傳授生產技術，的的確確地促使西南地區經濟發展了一大步。明朝有人總結說：“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楊慎《滇載記》)，意思是說，這些地區的很多民族出于對諸葛亮的敬仰，逐步遷出深山老林，擺脫原始方式，開始耕織生活。

據明代中期一本叫做《滇略》的書記載，僅云南一地就有與諸葛亮有關的地名、遺跡四十多處，而當地少數民族對這些遺跡仍然“畏之如天地，愛之如祖考”。那還是在《三國演義》這部小說沒有廣泛流行以前。可見諸葛亮在千年以后，確實還在西南民族中得到廣泛地崇敬愛戴，傣族群眾中就流傳著這樣一首歌：“天上的星星再多，也沒有丞相為我們做的好事多，高高的貝葉樹，會永遠記下丞相的恩德。”

至今西南很多少數民族中，如壯、仡佬、布依、侗、水、苗、瑤等，還保存著一種特殊的銅鼓文化，每到集會或節日喜慶，就敲起銅鼓，載歌載舞。銅鼓的制作圖案紋飾，造型塑象也非常精致。原來這是統治權力的象征，用來號召部隊進行戰爭，或者作為祭祀，賞賜，進貢的重器。現存最早的銅鼓鑄造于西漢時代，距今兩千多年了。據說它最初是一種炊具銅釜，但誰家做飯用得著這么大的鍋呢？有些人們相信它是諸葛亮南征時所用的行軍鍋，留下來做為某種信物的，所以稱作“諸葛鼓”了。成都武侯祠的諸葛亮象前，至今還保存著三面這樣的銅鼓。

為人民真正做過好事的人，無論歲月怎樣流逝，后人都會紀念他的。我們從西南少數民族的習俗中，是不是可以得到這樣的啟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