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由我選去哪個朝代當官，我想來想去，還是選魏晉南北朝。按理說，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優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狀元郎陳世美當上了皇帝的乘龍快婿，包公說鍘了也就鍘了;一代文才蘇軾，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來;還有如“夕貶潮陽路八千”的事情，簡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來也不錯，但是，屁股常常挨板子，皮開肉綻，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魏晉南北朝當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戰亂時期多于安穩日子，但是當官還是蠻好的，再戰亂，當官的首先還是有保障的。單就官員犯事后得到的處分，你就會真切地感覺到：這時期皇恩浩蕩啊。

按照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的幸福感定義：沒有廣大群眾的窮苦就不能體現少數精英的幸福。在魏晉南北朝，恰如斯言啊。在這時節，王法對下里巴人犯罪是實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標準可不是2000元，而是兩把稻草的。南朝齊孔秀之當吳縣縣長，縣里有個10歲頑童偷割了鄰居田里的一把稻谷，吳縣長特別“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簽單拿人，有人勸曰：懵懂小兒，當以寬大為懷啊！王縣長就訓了此人一頓：“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咔嚓”，把這“小蟊賊”給殺了;北魏李洪之當秦、益兩州刺史，到任即宣布一條“禁令”：凡帶刀行者與搶劫同罪。行人帶刀就是起了殺心，起了殺心就該殺頭，“咔嚓”，“咔嚓”，“咔嚓”，一殺就是三四百，據說這里“治安狀況”特別好了，從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零容忍”還真是“成效顯著”。

有對比度才有幸福感。在魏晉南北朝，當上了官，那么就從此進入了“自由王國”，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線，那么，你愛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違紀”的事情干了，一點事也沒有，“犯法”的事情干了呢，也沒什么事情。即使犯了前朝與后代規定的“死罪”，只要你能夠堅持“絕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有好處全得，有壞事全無，這樣當官的“好”時代，哪里有？

譬如吧，暴政的秦始皇發明了“連坐”法，一人犯事，不但全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的。這個連坐法的條文里，沒有規定村里的世族該連坐，也沒有規定不該連坐。在往朝，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當”的，到了這時期，世族長期都是超然于法律之外，不在其律之中。據說這個問題曾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劉宋朝“高層”因此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調研與研究”，最后的結論是：世族犯事，庶民必須連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可以不連坐。如犯罪非常嚴重，那么士大夫可以讓奴婢去頂。奴婢大都是士大夫的通房丫頭，應該說是他們的“副職夫人”。犯了事情，一把手超然，讓二把手三把手把責任擔當起來，以示負責，表明了“以法治國”的姿態。

在南北朝當官的妙處還不在這里，妙的是其立案標準不是2000元為底線，恐怕是5萬、50萬兩銀子吧。更妙的是，他們對官員搞的“刑偵手段”特別好玩。秦漢以來，官員如果當上了“犯罪嫌疑人”，那么往往都會“大刑伺候”，朱元璋更是剝皮揎草，逼著他“老實認罪”。而南北朝呢，他們用的是“測立”法，官員若是犯了貪污、瀆職等等犯罪情事，就把他推到一個高一尺的圓頂土垛上，每天“罰站”兩次，每次“罰站”7刻。古代每一晝夜劃為100刻，7刻大概是一兩個小時吧，“罰站這么久”，得讓他恢復體能啊，所以，完成了一天內兩次“罰站任務”后，可休息3到5天，然后再審。當然旁邊會有審訊官時不時審問一句：“你貪污了嗎？”或是“你瀆職了嗎？”或是“你強奸良家婦女了嗎？”只要你閉口不答，連續“罰站”幾次，每次都不認罪，就可以免除“刑罰”。

上面說的是一般干部，到了更高級別的干部，那就不用“罰站”了。在外面讓干部“罰站”丟人現眼，多不雅觀，有損形象不是？所以，大概到了刺史府官那一級，不用“罰站”審問法，用的是“斷食”方式來“逼供”，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雙規”以后，關在“屋子”里，不給他飯吃。當然，每天都是可以喝粥的，那粥有無營養就得看這官平時與司法人員的關系如何了。關系好的，可能喝得上八寶粥;關系不好的，那就對不起，是稀粥了。這邊喝粥，旁邊依然還是有法官在審。如果你連續被關了1000刻，依然行使著你的“沉默權”，那么，恭喜你，沒事啦，可以無罪釋放了。

不論是“罰站”，還是“斷食”，這里的關鍵是你是抗拒還是不抗拒、是坦白還是不坦白。如果坦白，既然你自己都承認了，那還有什么話可說？關黑屋子里去吧;如果你抗拒了，你堅決不認罪，那么，好，你是個意志堅定的好干部，國家需要這樣的好干部，繼續當官去吧。坦白從寬，如果你還年輕，那么有牢給你坐的，直把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如果恰好是過年時節，那么，堅決抗拒吧，你馬上就可以回家過年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哦，那是疑罪，疑罪從無，沒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