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象唐代一樣，進士科原則上年年開考。但是，愿意參加科舉競爭的人很少，因此，奪個狀元要戰(zhàn)勝的對手比北宋中期以后少得多。我們可以通過一些零星的資料來考察這一問題。《舊五代史·梁紀》載，后梁開平二年(908年)，“正月癸酉，諸道貢舉一百五十七人，見于崇元門。”這是說，當年各地薦送上來參加國家級考試的共157人，都受到朱全忠的接見。即使這157人全是進士科考生，該科狀元崔邈(見《登科記考》卷二五)所面臨的對手總數不過157人。

《唐摭言》卷一指出：在唐代，每年僅參加進士舉的“常不減八九百人”。兩相對比即可見五代士子參加科舉競爭的積極性之低。其實，這157人中包括明經、明法、三禮等各科的考生，而且并非所有的進士科考生都是強有力的競爭者，他們中有的只是到考場“觀光”而已。這年錄取了18名進士(見《登科記考》卷二五)，崔邈真正要認真對付的對手只有17人。又由于五代跟唐代一樣，一般國家級考試只考1次，便可由知貢舉將取舍與名次全都定下來，所以崔邈要戰(zhàn)勝所有進士科參試者也好，只戰(zhàn)勝17個強勁對手也好，都是1次搞定的(見《舊五代史·選舉志》)，不需要再費別的力氣。

《記考》卷二五引《冊府元龜》、《五代會要》云：開平四年(910年)十二月，兵部尚書、知貢舉姚洎奏曰：“曩時進士，不下千人，嶺徼海隅，偃風響化。近歲觀光之士，人數不多……”可見，參加這幾年進士考試的人數都跟開平二年差不多。所謂“曩時”，是指唐朝;這里所謂“進士”是指進士科參試者。唐時，光進士科參試者已達“千人”，而現(xiàn)在，諸科考生合起來才一百幾十人，足見懸殊之大。這年共取15名進士。狀元徐寅①以長于作賦而聞名天下，本來在唐末已考取進士，由于時局動蕩，只謀到一個秘書省正字的微職，一點被重用的跡象也沒有，頗不甘心，這次重新參試而奪魁，他須認真對付的競爭對手只有14人。

后漢乾祐元年(948年)，刑部侍郎邊歸讜上言：“臣竊見每年貢舉，人數甚眾，動應五舉、六舉，多至二千三千。既事業(yè)不精，即人文何取？請敕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長官，合發(fā)諸色舉人文解者，并須精加考校。事業(yè)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濫有舉送。冀塞濫進之門，開興能之路。”(《登科記考》卷二六)朝廷采納了。這道奏章告訴我們：五代之初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甚少的情況，通過30余年各政權的政策鼓勵，加之地方政府選送時尺度越來越松，已大有改觀：參加考試的舉子慢慢多起來，致使“諸色貢舉人”“多至二千三千”，其中不少人考了5次、6次。也就是說，包括明經、三禮、明法等科在內的參試者最多時達到3000人。當然，這跟唐時僅進士一科考生“不下千人”仍有距離。即使進士科參試者超過平均數，因其中很多人是屢考不中者，競爭力并不強，只是增加了知貢舉組織考試的工作量。這年取進士19人，狀元待考，實際他要戰(zhàn)勝的硬對手仍只18人。

據《記考》卷二六引《冊府元龜》載，后周顯德六年(959年)“正月壬子，對諸道貢舉人石熙載等三百余人于萬春殿。”大概是經過后漢的整刷，地方官選送時把關嚴起來了，于是延至后周時，參加考試的人數又大為減少。這300余人即令都是進士科的參試者，其實也不算多。這年取進士10人(同上)，狀元未見記載，他要戰(zhàn)勝的對手才9人。據《登科記考》，整個中原5朝，每次考試所錄取的進士一般為幾人到十幾人，最多的一次是后漢天福十二年(947年)，為25人，算破天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