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與白居易齊名的中唐著名詩人;薛濤，中唐最杰出的女詩人，兩人常有詩文唱酬，因此關(guān)于兩人的風(fēng)流韻事就成為聳人聽聞的話題，有關(guān)的筆記詩話繪聲繪色、煞有介事地傳揚著元、薛的燕昵私會及其詩歌酬唱。那么兩人的關(guān)系到底是怎樣的？

中唐女詩人中以薛濤最為著名。薛濤，字洪度，本是長安良家女，其父因官寓蜀，早卒。母孀居，家貧，淪落為官中樂妓。貞元五年(789年)，薛濤因事被罰赴邊城松州，獻《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獲釋。歸成都后，即脫離樂籍，居浣花溪。現(xiàn)在成都還有薛濤井、吟詩樓等遺跡。薛濤通曉音律，工于詩詞，與詩人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劉禹錫、杜牧等都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對她有“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里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lǐng)春風(fēng)總不知”的稱譽。武元衡鎮(zhèn)守蜀地時，薛濤曾經(jīng)奏請授為校書郎，未授職。

薛濤在中晚唐詩界有很高的地位。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將中晚唐詩人分立六主，其下是客。白居易是廣大教化主，孟云卿是高古奧逸主，李益是清奇雅正主，孟郊是清奇古僻主，鮑容是博解宏拔主，武元衡是鑲奇美麗主。其中，清奇雅正之上入室為蘇郁，人室為劉畋、僧清塞、盧林、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為方干、馬戴、任藩、賈島、厲元、項斯、薛濤。薛濤得與方干、賈島等并列，且《詩人主客圖》中所取女詩人僅薛濤一人，可見她在中晚唐詩壇地位之高。今日流傳的薛濤詩多五、七言絕句，篇章短小而情致俊逸清麗。

由于薛濤是個女詩人，名聲才學(xué)令人嘆服，后人總愛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關(guān)于元稹和薛濤的關(guān)系，也是人們關(guān)注的一個話題。的確，后人很想知道元稹和薛濤的關(guān)系究為如何，元稹的人格道德是否很有問題，是否是一個朝三暮四、見異思遷、忘義負情的人？

最早記錄元、薛韻事的是唐末范攄《云溪友議》的“艷陽詞”條;“安人(仁)元相國應(yīng)制科之選，歷天祿畿尉，則聞西蜀樂籍有薛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常悄悒于懷抱也。及為監(jiān)察，求使劍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及就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臨途訣別，不敢攀行。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蛾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君侯欲夢刀。別后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fā)五云高。’”還云：“(元稹)乃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俳優(yōu)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探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云。篇韻雖不及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探春詩……”其后，列代諸多文人筆記都認為這段記載十分重要，如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等，均沿襲此說。

當(dāng)代的很多著作，如譚正壁《中國女性文學(xué)史話》、張蓬舟《薛濤詩箋》以及蘇者聰《論元稹與薛濤》文等都以這則資料為根據(jù)加以演繹，并且更廣泛地收錄一些著作中關(guān)于元、薛的種種艷聞。針對一些人認為《云溪友議》的記載是不可信的故事傳說，蘇者聰進行了反駁。他說即使是流傳下來的小說也不能一概否定，雖然其中杜撰之事屢見不鮮，但小說家亦有可能補正史之疏漏、記逸事之長處，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jù)，就將小說筆記全盤否定，是不足以服人心的。

不同意上述觀點者認為這段資料存在著明顯的疏漏，提出元和四年(809年)三月七月，嚴綬究竟到過成都還未可知。《新唐書》對嚴綬元和四年之事沒有記載，但《舊唐書·嚴綬傳》記載道：“四年，入拜尚書右仆射。”乍一看，元和四年嚴綬已經(jīng)入朝，不在成都，未有撮合元、薛的可能。但細加斟酌，可知這條記載十分籠統(tǒng)。如果嚴綬在元和四年三月至七月間確實到過成都，七月以后入朝，亦可記載為“元和四年，入朝”。因此，據(jù)此不能斷定嚴綬在元和四年沒有到過成都。

有人認為筆記小說中關(guān)于元稹和薛濤的艷事純粹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他們認為要探討元稹、薛濤是否有艷情，首先要證實兩人是否有見面的可能，這就需要更多事實佐證。元和四年三月，元稹以監(jiān)察御史身份出使東川，而薛濤自長安流落蜀中，淪為歌妓，出入幕府，“歷事十一鎮(zhèn)”，自韋皋鎮(zhèn)蜀五六十年間一直住在西川成都府，“僑止百花潭”，“居碧雞坊”。東川、西川雖為地鄰，但相隔數(shù)百里，來往很不方便;兩川雖屬一道，但當(dāng)時卻分屬不同的節(jié)度使管轄，往來也應(yīng)事出有因。元稹當(dāng)時只是一個八品監(jiān)察御史，有何神通能召已入樂籍、且正受鄰郡節(jié)度使寵愛的名妓前來入侍？薛濤和元稹此前從未謀面，又怎能無緣無故地從西川趕到東川，與元稹“相距數(shù)月，形同夫婦”？

有學(xué)者提出，元稹在東川查案之后，有時間繞道成都一游，東川的節(jié)度使署設(shè)在梓州，距離成都僅僅兩三天的路程，繞道成都去看望一下武元衡等朋友，因而元稹可能遇上薛濤。然而，仔細查看便知，元稹這次出使東川，行色匆匆。長安梓州間隔1800里，元稹三月七日從長安出發(fā)，據(jù)《三夢記》云元稹三月二十一日才到達梁州，時經(jīng)半月而路程僅一半，其到達東川首府梓州約在三月底。不久他又“身騎驄馬峨眉下”，再跋涉五百多里，前往滬州查處任敬仲;逗留梓州期間，又查察了嚴勵及其屬下十二州刺史的種種不法行為;返京途中，元稹又在山南西道查辦洋、利等三州于兩稅外加配驛草案，總共查清了兩節(jié)度使并其屬下實十五州刺史違詔加賦和其他貪贓罪行。五六月間，元稹已經(jīng)回到長安，除去他在山南西道逗留的時日，元稹在東川啟程返京當(dāng)在四月中旬。如再除去他在滬州審案及往返的時日，可以推測，他在梓州停留的時間未滿月。

梓州距離成都320里，以一驛30里，一天四驛的速度計算，再加上元稹在成都府看望武元衡及與薛濤相識相交燕昵私會的時間，至少在20天左右。如依照元、薛可能相會的說法，“相聚數(shù)月”，那時間就更長了。如此，在元稹梓州僅停留不到一月的日程表上實難安排。故所謂繞道成都之說，在時間并無可能。況且，當(dāng)時武元衡貴為宰相，而元稹僅僅是一名普通的監(jiān)察御史，兩人地位相差懸殊，不可能有什么來往。無論是公務(wù)還是私情，元稹都沒有理由繞道成都，遲緩返京。

張蓬舟先生在《薛濤詩箋》中談到：“元和四年三月，元稹為東川監(jiān)察御史，慕濤欲見。司空嚴綬潛知稹意，遣濤往侍，濤至梓州晤稹。”按照他的觀點，元稹和薛濤結(jié)識，與嚴綬有很大關(guān)系。

反對者認為這件事是說不通的。考察《唐方鎮(zhèn)表》，就可知道韋皋自貞元元年(785年)六月領(lǐng)職劍南西川至永貞元年卒于任所，一直兼任成都尹之職。而并無嚴綬輔佐韋皋的史料。嚴綬僅在元和元年(806年)派部將李光顏平叛西川，但他自己并未前往西川，故而也不可能與薛濤相識。何況，此時嚴綬也并未與元稹相識。元、嚴相識在元和六年，時嚴綬自河?xùn)|節(jié)度使轉(zhuǎn)任荊南節(jié)度使，成為江陵士曹參軍元稹的頂頭上司，兩人才開始有來往。元稹《嚴綬墓志》也已言明：“其所行事，由荊而下，皆所經(jīng)見。由荊而上，莫非傳信。”

另外，一些學(xué)者認為弄清薛濤的生卒年月也是一個關(guān)鍵問題。薛濤的年齡，向無定說。最早見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薛濤“得年最長，至近八十”。明人鍾惺《明媛詩歸》說薛濤享年75歲。張蓬舟先生的《薛濤詩箋》力主薛濤享年63歲，他的理由是：“薛濤生年中關(guān)系最大之事，為甫及笄時，韋皋鎮(zhèn)蜀，召令侍酒賦詩，遂入樂籍。《禮記·內(nèi)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此指女子已可許嫁之年。韋皋鎮(zhèn)蜀。起自貞元元年，時濤十六歲，逾及笄僅一年，由此可倒推，生年乃在大歷五年，若更大于此，則去及笄之年逾遠，若謂‘至近八十’，是必生于盛唐天寶中，乃至貞元入樂籍時，年近四十;元和四年與元稹相遇，而屬意于稹，時稹年三十，而濤已逾六十，有是理耶？”

反對者認為張蓬舟所言元和四年薛濤“屬意于稹”之說，有待證明，因為不能以此來推斷薛濤的卒年。再次，張說并無確證，純屬推論。薛濤及笄之說，出自元人費著《箋紙譜》，但顯然有誤解之處。費著《箋紙譜》云：“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鄖，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yǎng)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涂紛，與土族不侔，客有竊聞與之宴語。時韋中皋鎮(zhèn)蜀，召令侍酒賦詩。”據(jù)上下文意思，并非薛濤“甫及笄”即由韋皋召令侍酒賦詩。而是薛濤及笄后“以詩聞外”，并為生計所迫，又暗中與客宴語。其后才被韋皋所知，召入幕中。這中間有個不短的過程，說它只有一年，只是張自己的推測。那薛濤到底活了幾歲？還是來看《箋紙譜》：“大和歲，濤卒，年七十三。”若照此推算，元和四年元稹奉使東川時，薛濤已50歲了，而元稹僅31歲。薛濤比元稹大了整整19歲，完全可作為元稹的母輩。年齡如此懸殊，在當(dāng)時他們之間是絕對不會產(chǎn)生男女私情的。

學(xué)者們還根據(jù)兩人詩文集中的作品來猜度兩人的關(guān)系。張蓬舟、蘇者聰都認為元稹與薛濤曾經(jīng)保持了“不清不白的關(guān)系”。依據(jù)是薛濤的《贈遠二首》、《謁巫山廟》及元稹《寄贈薛濤》，認為兩人之間存在歌詩酬唱。張蓬舟《薛濤詩箋》認為，薛濤的《贈遠二首》訴說了薛濤對元稹當(dāng)時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雖愛莫能助，情意亦難舍難分。詩歌字里行間表現(xiàn)了兩人關(guān)系之深，關(guān)注之切，是元、薛因緣的確證。

反對者批評有關(guān)研究者沒有很仔細閱讀此二詩，因為二詩其實并非一時所作。第一首的“芙蓉新落蜀山秋”，第二首的“春深花落塞前溪”，并非指同一年中。其次，此二詩是否為元稹所作還尚難定論。第三，從詩中所言“戎馬事”可推斷，薛濤所寄贈詩是給帶兵的武夫，而元稹身為江陵士曹參軍，其職務(wù)是倉曹、戶曹一類的輔佐節(jié)度使的行政職務(wù)，根本與武官沾不上邊，更何況詩中也無一言一句涉及元稹。可見，這兩首詩歌并不能證明元薛之間存在著艷情及唱和。

元、薛之間到底有沒有關(guān)系？這個歷史之謎看來仍將存在下去。我們既不能忽略筆記小說中的記錄，也不能不看到這些記錄中的確存在著一些經(jīng)不起推敲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