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其本意是：狡猾的兔子一死，狗也很快成為人們的食物。鳥被打盡的時候，人們把良弓也束之高閣不用了。后人習慣用此句來比喻被人利用后，失去利用價值的下場。幾千年的歷史，血淋淋的例子，從春秋戰國到明朝，“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案例一直在反復著。春秋戰國時期的白起、伍子胥、文種、吳起等；西漢的韓信、彭越、英布、張耳、臧荼等；明朝的常遇春、李善長等。開國功臣為什么被殺？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性：手握重兵、自恃功高、不知進退、威脅皇權。當有功之臣的功績和他們的慘死形成對比的時候，我們往往可憐他們。可有這么一句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我們是該可憐那些被殺的功臣，還是該罵他們罪有應得呢？在我看來，罵他們罪有應得要大于可憐他們。為什么呢？原因有二。

第一：能成為開國功臣，本就說明他們是精英中的精英，他們絕對不傻。我們拿韓信來說，韓信精通兵法謀略，被稱為“謀戰派”代表人物，論謀能謀己，甚至能做到謀天下；論戰，能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在楚漢之爭時，他有機會與劉邦和項羽三份天下。但他沒有，楚漢之爭時的他，忠為上，沒有背叛劉邦，幫助劉邦取得了漢室天下。可西漢建立之后呢？功高震主的韓信不知進退，當面對自己的勢力一再被削弱時，還是不停的埋怨，最后被殺。單看韓信，我想罵他罪有應得，一點都不為過。

第二：被殺的開國功臣當初跟隨主公起兵的目的是什么。劉邦的西漢，朱元璋的明朝，劉邦和朱元璋有十分相似的背景，都是平民，都是被逼無奈。劉邦和朱元璋手下的親信大都是備受壓榨的貧民百姓，當初跟著主公造反，為的是不再受欺負，為了自己，也為了百姓。推翻舊朝，建立新朝之后的他們最應該做的事就是去享受榮華富貴，而不是手握重兵，可他們大多選擇的是手握重兵，不知進退，威脅著皇權。他們都有時間去辭官或者放棄兵權，但他們沒有。這樣的情況下，皇帝的選擇只有殺。不殺就可能造反，在國與情之間，皇帝只能選擇國，而舍棄兄弟情，因為他們是天下共主。說到這里，大家會說，趙匡胤沒有殺有功之臣。當然，這點沒錯。可他趙匡胤玩了一把“杯中釋兵權”。假如沒有“杯中釋兵權”，那歷史又會多了一筆：趙匡胤如何如何殺開國功臣。“杯中釋兵權”與本人上述的第二條是一致的，開國功臣應該得到的就是榮華富貴，所以兵權交出，給你個虛銜獨自享受去吧。趙匡胤能使用和平手段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開國功臣的數量與開國功臣在新朝的影響力比西漢和后來的明朝相要少的多。

同是開國功臣，有的能善始善終，像張良、蕭何、劉基等人。他們所做的也很簡單，那就是“知進退”三個字，張良和蕭何并沒有離開朝堂，但他們能自保，這便是人生哲學。就像當今社會，同樣做一件事，為什么有人能賺到錢又能賺到名，而有人卻錢和名都賺不到，兩種人的區別并不大，關鍵在于人生哲學的不同。要不然怎么會有“事在人為”這個詞呢。我們一直在可憐著那些被殺的開國功臣，可他們不值得去可憐。“罪有應得”一詞用在他們的身上，可能你的主觀意識難以接受，但事實的確是這樣，“罪有應得”最能與他們的所作所為想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