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門自有一套運行規則，但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關系鏈”。下屬沒有上司的保護不行，封疆大吏必須有更硬的京官做后臺才能坐得穩，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說白了就是做官必須有靠山，因此上下交結、官官相護成為清代衙門風氣的要義。

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結

順治時有一位給事中，叫任克溥，他談到當時的官場風氣是：官員的十分精神，只有三分辦政事，七分都用來奉迎上司。按說，迎來送往本是小事情，但有的下級官員往往因為招待上級不周而受到羞辱；饋送禮物更在嚴禁之列，但上司往往以交往的疏密、送禮多少來定下官的優劣。官員精神有限，竭盡心思，奉侍上官還唯恐不周，哪有時間處理政務呢？順治皇帝也承認，下級官員把所有精神都用到鉆營結納上，“大僚之好尚，唯在乎位高多金”。

天下最繁忙的衙門，莫過于州縣，父母官們即使每天勤勉公事，還唯恐精力不濟。但決定他們升遷的往往并不在于“勤勉公事”，而是看他在上司面前走動得是否勤，送得是否多。省會所在的附州、附縣，每天就是一件事：圍著上司轉，自辰時到申時，片刻不離上司身邊，上司也認為這樣的官員有才能。而那些沒有侍候在旁的下官，盡管留心民間疾苦，但因為不會逢迎上司，也免不了受到處罰，或有降級之虞。

在下屬的命運掌握在上司之手時，下屬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巴結、逢迎、獻媚、送禮。乾隆八年(1743年)，陳宏謀任江西巡撫時，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官場陋習，上下衙門終日忙迫，究竟實在及民者甚少。下屬只求上司刮目看顧，不問自己能否盡職”，“一遇民事，唯思迎合上司喜怒如何，至于小民利害，則前后更不暇計。”乾隆末年，有大學士、各部長官盡管年齡可以給王爺當爺爺、做父親，卻甘心拜王爺為老師，自己做門生；還有的交結宰相的仆從，終日與之為伍，目的就是為了能巴結上宰相。

七分交結，還要動真的，不能只做表面文章。乾隆年間，一位官員向權貴獻媚，他的妻子最初拜大學士于敏中的夫人為干媽，后來見于敏中勢力衰落，又經常前往尚書梁國治家。紀曉嵐為此寫了一首詩嘲諷道：“昔年于府拜干娘，今日干爺又姓梁……”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乾隆帝曾有個“理論”，就是“本朝無名臣，也不需要名臣”。這話是對最高級別的大學士說的，但卻有一種示范效應，因而大小官員都學會了循規蹈矩，整個帝國彌漫著“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鉆營為進取之階，以茍且為服官之計”的氛圍。

曾國藩也說，嘉道以來，官場有四大通病：京官的兩大通病是退縮、瑣碎，退縮就是互相推諉，不肯承擔責任；瑣碎就是不顧大體，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外官的兩大通病是敷衍、顢頇。敷衍就是裝頭蓋面，剜肉補瘡，只顧眼前，不問明天；顢頇就是外面完全，心已潰爛，章奏粉飾，語無歸宿。這四種通病加在一起，成為一種風氣，但求茍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他預見說，將來一有艱巨，國家肯定會有缺乏人才之患。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使清代出現了許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員。康熙末年，順天府尹余正健不能辦事，致使各項事務廢弛，康熙帝說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說，余正健雖然不能辦事，但人有正氣，康熙帝不以為然，說那樣的話，不如立一個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豈不更好！

做官要會說“官話”

清代官場有“多磕頭、少說話”的“宰相明訓”，這對于已爬上高位的比較適合。而對于那些正在官場金字塔上艱難爬行的人，就不能少說話，而是必須嘴要甜，口齒要伶俐，要會說官話。

勒保是嘉慶朝名臣，任四川總督時，有一次覲見，嘉慶帝問道：“你們做督撫的，僚屬中間哪一等人最討便宜？”勒保回答：“能說話者最討便宜。”嘉慶帝對勒保的回答深表贊成，說：“是啊，工于應對，有才能的人更能表現他的長處；即使沒有才能的人，也因為口才好掩蓋了自己的短處而展示長處，雖然事后覺察，但當前已被他蒙混過去了。再者說來，政事不依賴上奏、匯報就不能暢達，有極好的事，往往會被不善詞令的說壞。我每當遇到那些樸實無華的官吏，一定讓他們把話說完，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會說話更多的時候意味著不能講真話，要說假話，做官樣文章。同治六年（1867年），陳其元代理南匯縣令時，先與道員商談掩埋暴露各處尸骸的事，正在此時，巡撫、布政使司接連發文要陳其元辦這件事。陳盡心盡力，親自到南匯所屬的城鄉遠近各處，直接經辦。歷時3個月，共埋葬4萬多棺，但因故還有1萬多具尸體沒有掩埋。陳其元將實際情況向巡撫、藩司作了上報。同時，另有一縣，僅掩埋1700棺，上報時卻說“境內悉數葬盡”。后來藩司下文，認為掩埋1700棺的縣令辦事認真，為此記了大功；而南匯縣因為還有1萬余棺沒有下葬，陳其元被申飭一番。當初，陳上報時幕僚本來粉飾其詞，以“掩埋凈盡”作為初稿，陳卻十分認真地說：“如果這樣的話，那下一年就不能再辦，這1萬多尸柩最終將暴露在外。”經歷這件事以后，陳其元終于相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飾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