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本名叫“兆銘”，“精衛”是筆名，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時用的。跟魯迅一樣，因為文章寫得太好，筆名的影響就超過了本名。大家叫著叫著，就忘掉了本名。

汪精衛的文章寫得好，參與籌備同盟會后，一度擔任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編輯，后來頗受孫中山賞識，被后者召為秘書。此人口才也極佳，跟誰孫中山到南洋一帶鼓吹革命時，俘獲富二代陳璧君女生芳心，成功抱得美人歸。愛情事業雙豐收，24歲的汪精衛，看上去前程似錦，鵬程萬里。

汪精衛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跟梁啟超有莫大的關系。

原來，同盟會成立之后，先后發起了六次武裝起義，但都相繼失敗，大量革命青年因此失去寶貴的生命。此時，保皇派領袖梁啟超就趁機批評同盟會的暴力革命，特別是同盟會領袖，自己躲在海外，卻瑣事別人在國內搞暴力革命，白白送死，“徒騙人于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

梁啟超的文章在海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甚至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反對孫中山的言論。同盟會面臨著崩潰的危險。作為孫中山的忠實跟隨者，汪精衛決定站出來，以事實反擊梁啟超的說法，證明同盟會黨人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并以此挽回社會各界對同盟會的信心和支持。正如他在寫給孫中山的信《致南洋同志書》中所言，“吾儕同志，結義于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復歸于熱，懷疑者復歸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為此，汪精衛下了必死的決心，“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1910年3月，汪精衛與黃復生、喻培倫等同盟會員一起來到了北京，伺機刺殺攝政王載灃。為什么是攝政王載灃呢？很簡單。他當時是清廷的實際統治者，掌控實權。殺了他，能夠產生最大的影響。當然，刺殺難度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擬。

載灃每天上下班的路線都很固定，而且都會經過鼓樓大街。汪精衛們開始想在鼓樓大街旁邊的一堵矮墻上扔炸彈，炸死載灃。沒料到那幾天鼓樓大街在修路，載灃改道了。于是又改計劃。什剎海旁的甘水橋下就成為最佳的爆破地點。那地方三面環水，人煙稀少，端的是作案勝地。

4月2日凌晨，汪精衛與黃復生、喻培倫等來到甘水橋，在橋下挖坑埋起了炸彈。幾個人干得熱火朝天的時候，突然來了幾個警察和憲兵。他們趕緊撤離，但由于炸彈太沉，沒能搬走。事情就這樣敗露了。沒過幾天，汪精衛和黃復生就在出租屋被軍警抓獲。

吊詭的是，最先發現埋炸彈的人并不是警察，而是一位完全不相干的局外人。有兩種說法，一說此人是附近居民，凌晨起來出去小便，見橋下影影綽綽，以為是埋贓的小偷。一說是一位趕大車的，妻子三天三夜未歸，丫出門散心，見到汪精衛他們鬼鬼祟祟，以為是奸夫淫婦正在辦好事，就報警準備捉奸。

謀殺攝政王，當然是死罪一條。可是在審訊的時候，汪精衛和黃復生都表現出了大無畏的革命犧牲精神。他們都爭當主謀，希望犧牲自己，保存隊友。汪精衛在獄中無事，每日作詩。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臺。

世界上居然有不怕死之人？這讓主管案件的肅親王善耆對二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肅親王在查看了汪精衛、黃復生二人的供詞后，非常欣賞汪精衛的才華。加之當時清廷也害怕革命黨報復，展開更大規模的刺殺行動，就勸說攝政王饒這二人不死。攝政王同意了。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黃二人“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除汪黃二人死罪，判處二人永遠監禁。汪精衛、黃復生二人撿回了一條命。

雖然刺殺沒有成功，可汪精衛、黃復生的英勇舉動感動了無數民眾。后來，武昌起義爆發，全國20多個省市響應起義宣布獨立。為了挽回民心，清廷趕緊宣布廢除黨禁，釋放政治犯。其中就包括汪精衛和黃復生。1911年11月6日，汪、黃二人被清廷釋放出獄后，受到北京社會各界民眾1000余人的夾道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