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王安石做的事情如此難下定論，那么他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可以說，對王安石的為人，包括其政治生活、思想作風、社會交游、個性特征、生活情趣等方面，人們同樣眾說紛紜，個人形象相當復雜，褒貶毀譽參半，難以準確評判。

《墨客揮犀》說，王安石“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宋史·王安石傳》說：“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jīng)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可以說，王安石是一位頗有天賦的讀書人，其嗜書之癡，運筆之神，令人慨嘆。“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概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并胸有大志，決心不做俗儒，學以致用，要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業(yè)來。

二十二歲考中進士簽書淮南判官。數(shù)年后任鄞縣知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似也頗有政績，遷知常州，改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又調三司度支判官。上仁宗皇帝萬言《言事書》，直指朝政弊端，提出一些初步的改良方案，表現(xiàn)出一個朝廷官員的責任心。

王安石不邇聲色，慷慨錢財。《邵氏聞見錄》載有這樣一件事：王安石官知制浩，吳夫人為他買了一妾。安石見了，問道：“你是干什么的？”其妾回答：“夫人要我來服侍大人左右。”安石又問：“你從何處來？”妾說：“我丈夫原是一低級軍官，在運輸糧草的過程中，船翻糧沉，家資全給沒收還不夠賠償，就把我給賣了以作抵償。”安石聽了頗為動容，就問：“夫人用多少錢買了你？”答：“九十萬。”安石把夫人叫來，令將此女送回，使其夫婦如初，還送給一些錢財，讓其渡過難關。

王安石做宰相后，仍清廉樸實，生活簡約。《獨醒雜志》記載了一個頗為生動的故事：王安石任宰相的時候，其兒女親家蕭氏至京要來參謁，安石約其來府吃飯。第二天，蕭氏整裝盛服而往，以為相府必然盛宴招待。入府坐定，“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日過午，蕭氏已覺饑餓，但并沒有開飯的跡象，又不敢離去。過了好一會，才上了胡餅兩枚，豬肉四片，酒一杯。很快供飯，也只加一道菜羹而已。蕭氏平時在家吃得不錯，面對如此簡單菜席，“不復下箸，唯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傍，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類不過如此。”

王安石淡泊名利，晚年生活更是恬淡安然。《東軒筆錄》載：“王荊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jié)讓同平章事，懇請賜允，改左仆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筑第于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shù)僮游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筑垣墻，輒不答。”

南宋開始，王安石變法遭到徹底否定，其新學也遭到批判。理學家朱熹雖然對王安石變法持否定態(tài)度，但對王安石的為人與志向仍稱贊有加：“安石行己立朝之大節(jié)，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陸象山對王安石的人品操守也給予高度贊揚：“英特邁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

《宋史·王安石傳》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jīng)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這一“公言”評判，在其后的幾百年中成為后世所遵奉的圭臬。其中的邏輯：有如此高潔品行之人，卻做出了如此害人亂世之事。實在讓人無法理諭，難道真會如此矛盾嗎？當然，朱熹等人也指出過王安石性格上的一些弱點：“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俠，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還有就是王安石平素生活不拘小節(jié)，衣著不整，不修邊幅和性格強拗等方面小事，這些也還是不能自圓其說。

清代至近代以來，許多學者為王安石變法翻案，尤其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一些史學家根據(jù)列寧的定論，對王安石變法作了完全肯定的論述。這樣，似乎王安石從道德人品到做事效果都是比較完美的一個封建官僚的典型。真是如此嗎？

首先在變法過程中有些事就頗令人懷疑王安石之品行。如一天，神宗說起民間頗苦新法之事，王安石不以為然地說：“老百姓連祁寒暑雨都要怨磋的，不必顧恤！”神宗不滿道：“不能讓老百姓連祁寒暑雨的怨磋都沒有嗎？”安石老大不高興，居然稱病不出視政。熙寧七年，大旱引發(fā)饑荒，而各種征斂新法依然逼迫著災民變賣田產(chǎn)，流離失所的災民只能扶老攜幼地向開封等城市逃荒乞生。監(jiān)開封安上門的鄭俠便把民眾饑寒交迫的現(xiàn)狀繪成畫卷《流民圖》，寫了論時政得失的上疏，由于正常途徑遭到梗阻，于是假稱緊急公文，用馬遞的方式送上朝廷。神宗看了長吁短嘆，夜不能寐，交給安石看后，新黨以擅發(fā)馬遞的罪名處鄭俠以杖刑。作為執(zhí)政大臣，如此不顧恤百姓之死活，能說其品行高潔嗎？

所以在當時，就有人認為王安石大奸似忠，滅詐似信，欺世盜名。熙寧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呂誨上章彈劾參知政事王安石，指斥其有十方面的奸邪：倨傲不恭，慢上無禮;見利忘義，好名欲進;自取師氏之尊，不識上下之儀;自居政府，用情罔公;常懷忿隙，徇私報怨;賣弄威福，怙勢招權;妄言圣衷，專威害政;任性專權，凌轢同列;離間宗族，勾結朋奸;商榷財利，動搖天下。《宋史·呂誨傳》說：“誨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與人交。”“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劾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去世時，“海內聞者痛惜之”。這樣的“鯉直”大臣首先向王安石的人品操守發(fā)難，或能反映一些問題。

《邵氏聞見錄》引申發(fā)揮了上述事件的一些背景故事：一天早朝，翰林學士司馬光與呂誨相遇而同行，司馬光問：“今日上殿將奏言何事？”呂誨舉起奏章說：“我將彈劾參知政事。”司馬光愕然道：“王安石素有學行，朝廷正喜于得人，奈何彈劾之？”呂誨回答：“你也這么說啊，其實王安石雖有時名，好執(zhí)偏見，不通人情，輕信奸邪，喜人佞己。聽他說話好像很有道理，而施于用就會出亂子。他若在一般的侍從官位置，或也可以忍容;若作為宰輔大臣，天下必受其禍！”司馬光說：“未見王安石有什么不善之行跡，這樣論奏恐怕不妥。”呂誨答：“皇上新即位，年富力強，朝夕與之謀議國家大事者，二三執(zhí)政耳。執(zhí)政茍非其人，則敗政亡國啊！此乃腹心之疾，惟恐治不及時，難道可以緩后嗎？”不久，官員中有傳閱呂誨之奏章者，多以為說得太過。王安石變法開始，新法專務聚斂，天下騷然，臺諫官奏議不能有所改變，于是有人遂嘆服呂誨可謂知人。司馬光最后也被迫退出朝廷，閑居洛陽，每想起此事，慨然嘆曰：“呂誨有先見之明，我不及也。”

《邵氏聞見錄》又載：“神宗天資節(jié)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曰：‘外示樸野，中懷狡詐。’”其中，王安石勸神宗理財?shù)倪@句話“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完全把“天下”作為皇上的私產(chǎn)，皇上處理自己的私產(chǎn)，自然可以為所欲為了。

還有蘇洵的《辨奸論》，更是將王安石比作歷史上欺世盜名的奸臣王衍、盧杞。認為王安石“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實是個“陰賊險狠”之人，性情乖張，不近人情，大奸似忠，其人品之惡劣，可集歷史上眾奸臣之大成，斷言一旦王安石當政，天下“將被其禍”。似乎蘇洵比呂誨更早看清王安石之真面目，清朝有人考證，斷言此文乃邵伯溫偽作，近人又有論其非偽者。此謎，本書另章有敘。

此外，《宋史·王安石傳》載，安石“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尋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其中的一些表演，已非一般人和常理所能解釋，似乎有故意做秀的痕跡。蘇軾在當時的奏議中，已一針見血地說：“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為可用”(《論周穜擅議配享札子》)。鮮于侁更直指其“沽激要君”，即與皇帝討價還價(《宋史·鮮于侁傳》)。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們能較為清晰地看到，受王安石排斥及與王安石共事的人明顯分成兩個陣營。王安石在執(zhí)政變法時，打擊排斥者多數(shù)為當時口碑頗佳的賢能之臣。“于是昌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縝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宋史·王安石傳》)。還有曾公亮、范純仁、呂誨、楊繪、劉琦、劉攽、劉恕、劉摯和蘇軾、蘇轍兄弟等。總之，御史、諫官論列變法非是而被罷官貶黜者，不計其數(shù)，其中也有許多正直敢言者。

而王安石信任重用者，許多都是奸臣小人。如鄧綰為人鮮廉寡恥，趨附新黨就為升官發(fā)財，其鄉(xiāng)人笑罵他，他卻聲稱：“笑罵由他，好官我自為之。”官員王巖叟曾列舉其變法派集團中的小人：曾布“強悍而險刻”，鄧綰“善柔而陰讒”，薛向“剝下附上”，韓絳“苛佞”，李定“藏奸包慝”，蔡確“狂誕輕狡”，章惇“阿諛辯巧”，程昉(宦官)“暴橫兇忍，荼毒一方”，呂惠卿“奸邪之才，又冠其黨”。還有練亨甫、呂嘉問等，不一而足。安石引薦這此人擔任要職，支持其有關活動，乃至主持變法的重要方面。以致許多人都認為，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主要就是“排斥君子，任用小人，敗壞政綱”的結果。以后大奸臣蔡京(其弟弟蔡卞還是王安石的女婿)一伙，從總的政治傾向上看，仍屬于變法派，其繼承著王安石變法的斂財路線直到北宋亡國。

如何解釋上述現(xiàn)象呢？如果說王安石是“君子”，那為什么要與這么多“小人”為伍？如果說其變法是一件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好事，那為什么主要是依靠一些“奸臣小人”在操作呢？總之，王安石是“君子”還是“小人”，你能分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