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是皇帝行使權力的福地，但絕不是禁錮皇帝的牢籠，作為全天下最有權勢的人，皇帝有權作任何事，而最能體現皇帝權力的莫過于對出入宮城的自由選擇。于是，皇帝找到了暫時離開宮廷的理由，那就是去民間檢查百姓對皇帝權威的認同程度。皇帝要去民間檢視自己的威嚴，可是，誰來替皇帝守住紫禁城的威嚴呢？

皇帝是“天子”，但也生在凡間，站在權力的頂峰，除了感受到“一覽眾山小”的暢快淋漓外，還會有“高處不勝寒”的落寞吧。所以有時，皇帝也需要暫時離開莊嚴肅重的紫禁城，去呼吸民間輕松自由的空氣。但是，皇帝出京巡游，軍國大事要如何處理呢？在漫長的實踐中，為應對皇帝不能正常行使職權的情況，制定了相應的應急體制——監國制度，使皇帝在巡游的時候，不必擔心自己的皇位易于他手，大權旁落。

監國制度的淵源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周代替殷商后，周武王派遣王室親信到各地駐守，代天子行使監督的職權。此后，建國制度不斷的完善與改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操作機制。監國大致有三種形式：朝廷的代理元首，即皇帝缺位的情況下，臨時選出一位重要人物行使皇帝職權;臨時的政府首腦，即皇帝和朝廷無法履行職責的情況下，由其他重要人物組織臨時政府，出任首腦，行使職權;朝廷的常務副元首，即太子輔佐皇帝、參與政務的一種行政稱號。在這監國的三種方式中，前兩種是為了應對緊急情況，而采取的一種臨時措施。最后一種則著眼于政權的長久經營，也就是在皇帝因故離京出行期間，昭命太子或太孫監督政府各臨時機構并臨時執政。

明代之時，根據《明史》、《明實錄》的記載，明代一共有四位監國者，分別是明成祖朱棣的太子，即后來的明仁宗朱高熾;明仁宗朱高熾的太子，即后來的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鎮的弟弟，郕王，即后來的明代宗景泰皇帝朱祁鈺;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太子，即莊敬太子朱載壑。

根據記載，皇帝出行，代皇帝坐鎮京師的太子、太孫要代皇帝行使職權，并要承擔一定的職責。首先，就是保證局勢的穩定。古人云：國不可一日無君。這句話并非是說天下一定不能少了皇帝，而是說，無論如何，總要有人出面來維持局面，這個人可以是皇帝，也可以是其他人，而皇太子、皇太孫就是最適當的人選。一旦國內有人趁皇帝不在之機，煽動暴亂，按制監國的太子、太孫在飛章奏聞行在的同時，可以自行調動軍隊捕殺犯人;如果邊陲告急，異族入侵危及國家安全，監國的太子、太孫可以一邊奏知皇帝，一邊調兵御敵。其次，監國之人要恪守禮制，禁止監國之權凌駕于皇權之上。也就是說，皇太子、皇太孫雖然可以行使監國之權，但是，其行使的權力被規定在一定的范圍內，絕對不能冒犯和威脅皇權。例如，每逢各種節日慶典，或是迎接皇帝詔書時，要行跪拜大禮;皇太子、皇太孫在御門聽政時，御座的位置方位不能像皇帝一樣居于正中;一些事關軍國最高機務的大事都要奏請皇帝處分。由此可見，皇太子、太孫監國只是皇權在一定范圍的延伸，是在皇帝的嚴格控制下，部分放權于人。

到了清代，皇帝在位時不設太子，所以在皇帝出行時，沒有監國的制度，但清代有一套獨特的制度。一旦皇帝出巡，所有的政務奏章都直達行在，由皇帝總裁。為了表示與在京時的區別，扈從的政府各部門都要重新鑄一枚加“行在”二字的印章，稱為“行印”，以別于日常所用的印章。由這些部門發出的公文命令鈐行在印，較之前朝的監國制度，清代的方法更能防止大權旁落，表現了清代皇權的高度集中，達到了封建專制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