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

——魯迅的這句話，與其說是講給中國人聽的，不如說道出了近代日本人的心聲。

十九世紀，大清國與西方列強交手取得完敗。大清國的完敗，以軍事失敗為開端，但其實最深痛的慘敗在于政治及文化。這一切，日本看在眼里，記在心頭。

中國的科舉制，日本曾經頂禮膜拜，以為“最先進的選拔干部制度”。在黑暗的中世紀，科舉制可謂世界政治邁向“三公”（公開公平公正）的“偉大創舉”。官是考出來的，人人皆有準考資格。中國的科舉制，那應該是封建官僚制度中最具“含金量”的部分。

效仿中國科舉制，日本曾于公元701年頒布《大寶律令》，搞了“貢舉”，所謂“貢舉”與唐朝科舉幾乎無異。

然而，這項創舉自誕生以來，就沒有解決好兩個難題。或者說，根本解決不了兩個難題，這是科舉制的先天缺陷，也是導致其最后死亡的真正原因。

后人在總結科舉制死亡的原因時，多指這種考試制度日益僵化而走向末路。誠然，這是科舉制死亡的一個原因，但只是表象原因。

科舉制死亡的致命原因，不在于后天，而在先天。考題的僵化是死亡的表象原因，先天缺陷的不治才是死亡深刻原因。

以“完善的文官制度”而言，中國雖然首創科舉制，但這只是解決了普通官員選拔問題，“最大的官”和主考官問題并沒有解決。在“最大的官”——皇帝天馬行空的情況下，科舉考試左右不了特權皇族的沉浮，而保證的只是平民階層入仕的相對公平。科舉制比起沒有“準考證”、公平競爭形式都沒有的貴族政治世襲制來，是進步。所以能在中國延續1300余年壽命，但在“強盜”（明唐甄《潛書》語：自秦以來，凡為帝王皆賊也）主考的情況下，它畢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最大公平。

中國科舉制在沒有比較、沒有制度競爭的情況下延續了千年，但到了近代，來自西方的選舉制和堅船利炮一起敲開了古老帝國的大門，“洋才”發明了“議會”，“首相”或“總統”是第一要“選”的官，主考官是百姓選民。憲政制度下官員們的執政水平和行政效率顯然要高出科舉許多，相形之下，科舉制的生命力，已到了垂暮之年，只能“自行了斷”。這是議會制對科舉制的優勢與勝利。延至后來，議會選舉制加公務員制，上下公平的選拔制度，已是大勢所趨。

早在中國進入文弱的兩宋時代，日本就放棄了“貢舉”，善于洞察學習的他們，也許意識到了這種制度必然走向僵化。中國科舉制在日本并沒有生根發芽。告別貢舉后，日本一沒有放棄尋找新的干部選拔制度樣板。十九世紀末葉，他們終于找到了。

近代日本從中國不敵英國、科舉制不敵選舉的事實發現，議會是個好東西，于是立刻模仿學習。明治天皇于1885年實行立憲，建立了內閣制度，并于1889年正式頒布憲法，設立帝國議會，議會由眾議院和貴族院構成。依據《大日本帝國憲法》，眾議院議員由國民選出，規定年滿25歲以上、交納直接稅15元以上的男子都有選舉權。

1890年，日本召開了首屆國會——“萬事決于公論”。那是亞洲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與其說明治維新造就了日本近代化，不如說亞洲第一個國會令日本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