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保護，話題很老。宋人雖沒牛叉的科技，無法做出空氣質量報告，也不能檢測水質、土壤、噪聲、電磁輻射等，但他們在資源開發、尊重自然等方面的經驗，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放開還是保護，皇帝也很糾結

宋代中前期，皇帝總體比較體恤百姓，為避免官府與民爭利，曾多次下文開放山澤，官府不得隨意插手。淳化元年二月，宋太宗在《諸處魚池任民采取詔》里明確指出，各地江河啊湖泊啊池塘啊，以前都歸政府管理，老百姓沒份兒，讓俺老懷傷感，從今以后，祖國大地的水產，任民間漁捕。如果自家吃，白吃，不收錢。如果販賣，繳點稅。

到了南宋淳熙十六年五月，戶部郎中豐誼同學向宋光宗上奏，沿江及深海地帶，誰去捕魚，當地豪強要收租，說這一帶是自家耕地坍塌變成江海的。我覺得，現在那里是深水區，不再是耕地，老大啊，都說您心系百姓，得允許他們自由捕魚啊。我建議，若是豪強敢膽肥收租，那就咔嚓，關進大牢，行不？皇帝真準了。

但中央一松口，地方就反彈。宋朝人口眾多，崇尚奢侈，既然皇帝規定任由百姓采捕，全社會立馬積極行動。大伙兒就使勁捕魚打獵，政府的禁令當屁放了，于是“川蘊中貧”。陸游曾感慨：俺大宋早先用有度，取有時，捕有法，沒過度開發，生態環境多好啊。如今全民行動，捕呀殺呀，導致危機重重。

話說江西鄱陽城北有個土湖，彭汝礪《土湖記》記載，該湖地理條件優越，西南連大江，東北枕平陸，傍山阜，接稻田，水生動植物資源異常豐富。周遭百姓在湖中討生活，“水春而聚，菱夏而生，秋采其實，既冬而漁。日計不足，歲乃有馀。自子孫取采于斯，彼之生出無窮盡，而我取之亦未嘗既。”后來，當地居民通過合作，采用新技術打撈湖產品，開挖溝渠，放干湖水，湖中生物被一掃而空，以致生態資源遭到毀滅性破壞。此后，入湖捕撈，較之從前，“十才一二，民日益貧”。百姓愚昧，以為上天發怒，遂花錢祭祀，但效果全無，反受其累，越發貧困。

沒辦法，皇帝只好下令保護動物。比如建隆二年二月，宋太祖在《禁采捕詔》里明確詔令百姓，不準隨意張網捕捉鳥獸蟲魚，特別不能損傷鳥蛋幼獸，相關部門給我睜大眼睛，每年都要下文件向百姓重申并報告我。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宋真宗更是嚴格要求，每年春夏期間，正值萬物競長之時，各州府趕緊到民間收繳粘竿彈弓羅網之類“作案”工具，哪個不開眼的敢私藏不繳，嚴懲不怠。

明眼人一看，其實皇帝的目的不是禁漁獵，而是要求廣大群眾選擇合適的季節漁獵適量的成年動物，避免殺雞取卵。

宋朝的野生動物保護法

“順物之性”源自莊子。《莊子·養生主》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把雉關進籠子，養作寵物，固然生存條件變好，卻違背了雉的自然之性。宋代在生態上追求“順物之性”，禁止或反對捕捉野生動物為寵物，從兩個皇帝的詔書可見。一是端拱元年二月，太宗皇帝下詔，“珍禽異獸，何足尚焉！榮采捕于上林，復幽閉于籠檻，違物類飛鳴之性，豈國君仁恕之心？既無益于邦家，宜并停于貢獻。應兩京諸州，今后并不得以珍禽異獸充貢舉”。各位同志，就不要進貢那些珍禽異獸了，讓它們飛在高天，奔于林野，自由自在，因為俺老趙雖萬人之上，但很仁慈的！二是天禧三年二月，宋真宗頒詔，諄諄教誨臣民，禁捕山鷓鴣“以為玩好之資”。

既要“順物之性”，那就得尊重生命，于是“戒殺放生”在兩宋很流行。

宋真宗治國水平不高，卻心比天高，曾學秦皇漢武去泰山封禪。在大中祥符四年八月，這皇帝發了個奇葩詔書，要求農民伯伯們在10月以后才能燒火田(在田里焚燒野草作肥料)，以避免燒死昆蟲。不過保護的是害蟲還是益蟲，天知道。

彭乘《續墨客揮犀》記載，王安石從不殺生，退休后住在南京，“每得生龜，多放池中”。詩人陳與義，不缺錢，寫過《放魚賦》，記敘某人竭澤而漁，無數鮮活的魚蝦命在頃刻，老陳萬分心疼，趕緊掏錢買下放生。

宋政府也積極推進該項工作，多次命令各郡縣設立放生池，舉行放生活動。據統計，《全宋文》中收錄放生池碑記和討論放生的文章，就有20篇左右。宋代的戒殺放生思想，主要來自于當時理學之“仁”。理學家張載曾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程頤說：“愛人，仁之事耳。”程顥嘗見一蝎，“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反復思慮，終于未殺。可見“仁”的直接影響力之大。

當然，宋人并非不知變通，比如遭遇動物威脅時，還是以人為重。陳堯佐《戮鱷魚文》里說，他在擔任潮州通判期間，萬江硫磺村張氏子，和母親濯于江邊，為鱷魚所食。陳堯佐命人捕得這鱷魚，“誅其首而烹之”。某年發生蝗災，朱熹作《發蝗蟲赴尚書省狀》，主張立即采取措施捕殺。姚炎《捕虎紀略》記載，安徽祁門發生嚴重虎患，兩千多人死傷，端平改元，傅褒為知縣，組織捕殺，捕11虎，朝廷予以獎賞。

殺生可謂“不仁”，是“賤物而愛人”，沒有體現“仁民而愛物”。最佳的選擇是人和物“全而兼愛”，具體來說，就是讓野生動物和人類各得其所，各有合適的生存地域，互不干擾，互不爭奪資源，和平相處，自得其樂。

一千年前就有退田造林

宋代改湖造田，集中在江南，尤以寧波、紹興等地為多。一些地方豪強出于一己私利，建議官府開放改湖造田。一些官員，或因有利可圖，或為政績工程，打著為國興利旗號，建議圍湖造田合法化。南宋初年，太湖附近駐扎大量軍隊，利用人多、有組織、地方政府難以干涉等優勢，大規模圍湖造田。

但改湖造田也造成了危害，宋人對此多有論述。鞠仲謀的《連江縣重濬東湖記》，郟亶的《上蘇州水利書》，舒亶的《西湖記》、《水利記》，王廷秀的《水利說》，史才《圍田利害狀》，薛徽言的《論湖田奏》，王十朋的《鑒湖說》，留佑賢《相度圍田利害奏》，徐次鐸《復鑒湖議》等文章，均提出反對意見。一是改湖造田雖貌似增加了良田和糧產，但水旱調節功能減弱，周圍農田易遭水旱之災而荒蕪歉收，總糧產反而減少。二是改湖造田會改變當地的生物群落結構，破壞該區域的生物多樣性，導致食物總類減少。三是改湖造田也影響該生態系統為人提供美感的功能。

宋人關于改湖造田的論述，對后世應該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20世紀下半葉，“重新安排河山”的豪言壯語響徹華夏。特別是六七十年代，江南地區的“圍湖造田”工程轟轟烈烈，規模和氣勢都是宋人所無法比擬的。由于生態系統被人為破壞，后來許多地方只好還田為湖。

宋時黃河等經常泛濫，淹沒莊稼，沖毀村莊。中央不僅下詔疏浚河道，還號召廣植堤岸樹，以固堤防。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涼蔭而遂性，堤得牛踐而堅實，桑得肥水沃，桑多則蠶壯。這就構成了“堤樹—牛—土—桑—蠶”的小型生態系統，一舉數得。

修堤壩，植樹造林，赤膊上陣，揮汗如雨，那些宋朝官員，有點讓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