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咬文嚼字》公布十大常犯語文差錯，社會影響頗大。吸引讀者眼球的不僅是錯字，更是錯字相關人對待錯字的態(tài)度。一些人或單位采取拒不認錯的強硬態(tài)度，往往會引發(fā)公眾的不滿和譏諷。其實，一個字的錯用，姑且置之一笑，改了就好。人非圣賢，出錯了，誠懇地道個歉，公眾能夠理解。然而硬撐著一路錯下去，連“出了錯認錯”的常識都沒有，那就別怪公眾冷嘲熱諷了。

由此，想起了古代兩個面對錯別字態(tài)度迥異的官員。一個是清朝的剛毅，一個是北宋的楊億。

剛毅，協(xié)辦大學士，光緒時官至軍機大臣，手握大權。他在做刑部郎中時，每當看到監(jiān)獄上報記錄犯人瘐斃情況的公文，就提筆將“瘐”字改成“瘦”字，并且訓斥下屬官員不識字。“瘐斃”指犯人病死在獄中，本來無誤，改成“瘦”字則令人啼笑皆非，引起下屬官員暗自譏笑。

他在任軍機大臣時，閱到四川鎮(zhèn)壓少數(shù)民族武裝的捷報，其中有“追奔逐北”這個詞兒，意思是乘勝追擊。剛毅看到這個奏折后大怒，說道：“四川總督怎么這么粗心大意！奏折怎么能錯字連篇呢？”打算奏請皇帝下旨申斥。大家都一愣，問道是怎么回事。剛毅說：“這‘追奔逐北’一定是‘逐奔追比’之誤。逐奔，指追逐奔逃之敵;追比指追繳過去搶奪的財物。再說‘逐北’無法理解，你怎么知道敗軍不往東面、西面、南面逃跑，單單向北跑呢？”此時，在一旁的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忍住笑解釋道：“‘逐北’的‘北’指的是敗逃之敵，不是‘向北’的意思。”然而，剛毅連連搖頭，最終還是不同意翁同龢的話。

剛毅之所以鬧出這些笑話，并非偶然。李伯元在他的《南亭筆記》中記載了剛毅在大庭廣眾前“多說訛字”的事情。如稱“虞舜”為“舜王”，將“皋陶”(gāo yáo)之“陶”讀作“好”，“聊生”讀作“耶生”，不一而足。都中有位太史寫了一首五律嘲笑他：“帝降為王虞舜驚，皋陶掩耳怕聞名。薦賢曾舉黃天霸，遠侫思除翁叔平。一字誰能爭瘦死，萬民可惜不耶生。功名鼎盛黃巾起，師弟師兄保大清。”剛毅“多說訛字”，其原因無非一是因為漢語基本知識沒學好，二是漢語常識匱乏，三是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勸告。說到底，就是特權思維——“這里我是老大”，“我就是真理”，以至于一意孤行、恣意妄為。

再說另一個官員。楊億，北宋真宗時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也就是皇帝的秘書啦。他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又是一個心氣高傲的人，非常自負，不高興別人修改自己的文章，哪怕是執(zhí)政大臣甚至是皇帝。然而，楊億又是非常謙虛的。《古今譚概》中記載著楊億一件趣事。楊億曾經(jīng)告誡自己的門生說，寫公文要用規(guī)范化的書面語言，應該盡量避免使用口語和俗語。事后不久，楊億在起草一份表章時，卻使用了“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這句話，意思是頌揚皇帝的德行超過了上古傳說中的九位圣明君主。這句話的意思自然是好的，但有接近口語之嫌。楊億的門生鄭戩于是想起了老師以前說過的話，便問道：“賣完韭黃，請問什么時候能賣青菜？”楊億聽后哈哈大笑，當即揮筆改掉了那句話。

楊億是宋真宗朝最有名望的“大秘”，博覽強記，尤長于典章制度。曾參預修《太宗實錄》，主修《冊府元龜》。楊億有詩集《西昆酬唱集》，以他為代表的西昆體還是北宋初期詩壇上聲勢最盛的一個詩歌流派。他又以駢文名世，今存《武夷新集》20卷。這個心氣高傲甚至不愿皇帝改動自己文章的“大秘”，卻能夠虛心并樂意聽取別人的正確意見，是一個真正有學問的明智高人。

漢語是個豐富龐雜的語言系統(tǒng)，漢字又有繁難的特點，要全面正確地掌握它確實是不容易的事情。可以說，沒有一個使用漢語的人不會犯錯的。這就需要每一個人端正態(tài)度，重視規(guī)范，養(yǎng)成勤查字典的習慣，去掉草率馬虎的習氣。一旦發(fā)現(xiàn)錯誤，要及時對比分析，決不放過。最好的辦法，就是互相幫助，及時糾錯。千萬不要像剛毅那樣，自以為是，強詞奪理，以致成為千古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