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取得勝利后，吳佩孚聲名鵲起，幾成袁世凱、段祺瑞之后中國最有影響的第三人。隨著軍事實力的增長，吳佩孚的政治野心也逐漸暴露。曹錕和吳佩孚等直系軍閥夢想攫取全國最高領導權。為此，吳佩孚走了幾招棋。

吳佩孚的第一招棋是主張召開“國民大會”。1920年8月1日，他通電全國主張召開國民大會，企圖利用這種所謂“國民大會”的辦法，恢復北京政府所解散的國會。趕走皖系支持的總統徐世昌，由他們直系來執政。但這一招棋沒有走通。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烈干預，也因為張作霖等北方軍閥的堅決反對，還因為直系軍閥內部意見的相互齟齬，使得這一計劃失敗流產。

吳佩孚的第二招棋是祭起“武力統一”的舊旗。本來他曾經極力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的口號，但是為了抵制西南軍閥“聯省自治”的論調，他現在反而揀起了被他踐踏了的“武力統一”的這個口號。

“聯省自治”的口號，其來有自。1920年7月，譚延闿首先通電在湖南實行“自治”。梁啟超緊隨其后，前進一步，提出“聯省自治”的口號。其意是說，各省有權自定憲法，有權根據自定的憲法組成本省政府，治理本省。自治各省派出代表，組成聯省會議，制定聯省憲法。這樣，中國就變成了美國、瑞士那樣的聯邦制國家。這是幫閑文人梁啟超站在各省軍閥立場上發表的見解，但卻堅決地抵制了吳佩孚的“武力統一”的口號。此計不成，吳佩孚又走了下一步棋。

吳佩孚的第三招棋是極力提倡“法統重光”。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雖然取勝了，但直系權力所及也只有十幾個省，大體是直、豫、鄂、蘇、皖、贛、閩等，7省控制較嚴，而魯、晉、陜、甘、湘、熱、察、綏等8省也可操縱。其余地區直系還沒有控制。國民黨、皖系、奉系、西南軍閥和“聯省自治”派等，都反對吳佩孚的“國民大會”和“武力統一”。為此，吳佩孚接受一些政客的建議，提出了“法統重光”的口號。其內容是，重新召集民國六年的舊國會，請出原來的總統黎元洪，讓他再登原位。當然，黎元洪也只是一個過渡的傀儡總統。

這是個一箭雙雕的計策。既然“法統重光”，廣東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孫中山自然必須退位；既然“法統重光”，黎元洪就得復位，徐世昌就得自動退位了。吳佩孚很是欣賞這個謀略，便堅決實行之。

1922年5月10日，吳佩孚從天津來到保定，立即召開會議討論未來局勢。舊國會議長吳景濂、王家襄都參加了會議。這個保定會議是貫徹吳佩孚“法統重光”主張的會議。但會議一開始，參加者不知道吳佩孚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曹錕左右的依附者，以為現在是直系的天下，一切由我們說了算，誰敢反抗？便赤裸裸地提出，趕走總統徐世昌，把曹錕黃袍加身，直接擁戴為總統。但這個說法遭到吳佩孚的反對。他便提出了“法統重光”的口號，說明這樣做的理由和好處。與會者終于明白了吳佩孚欺蒙人民、曲線扶曹的真正用意，感到這確實是一石二鳥之妙策，再加上吳佩孚當時的地位，便一致同意了他的主張。保定會議是直系高層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的重要會議。

5月14日，吳佩孚密電北方直系軍閥，名義上是征求意見，實際是向他們灌輸“法統重光”的主張，以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相互唱和，造成“法統重光”的主張是來自于民意的假象。這是當時軍閥貫徹自己主張的通常做法。當天，蘇、魯、鄂等三省軍閥就密電表示堅決擁護吳佩孚的主張。而這一主張的公開提出，吳佩孚則相中了孫傳芳。

1922年5月19日，吳佩孚唆使直系色彩稍差的孫傳芳等人聯銜通電，首先提出恢復舊國會，請黎元洪總統復職，并補選副總統。電文稱：“南北統一之分裂，既以法律問題為厲階，統一之歸宿，當以恢復法統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元洪）復位，召開六年舊國會，速制憲典，共選副座。非常政府（指南方孫中山政府），原由護法而興，法統既復，異幟可消，倘有擾亂之徒，應在共棄之列。”這個電文直指孫中山，并連帶徐世昌。“法統既復，異幟可消”，這個“異幟”，首先指的就是孫中山的非常政府，其次指的就是現任總統徐世昌的北京政府。

這個通電的發表，猶如爆響一顆炸雷。他們以代表民意為幌子，矛頭直指徐世昌和孫中山。梁啟超通電表示贊同；政學系、憲政研究會及國民黨益友會等舊國會議員欣然同意。輿論界一時形成促進召開舊國會的浪潮。

5月27日，吳佩孚致徐世昌一封密電。電文的主旨是把直系當前的想法和做法，向徐世昌作一個通報，先下下毛毛雨，以使徐世昌到時自動退位。電文說，他們的主張已經得到十余省的復電支持，一旦各省區復電到齊，即當轉呈中央。這是告訴徐世昌提前做好退位的準備，勿謂言之不預也。

5月28日，曹錕、吳佩孚在天津光園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電請黎元洪復職，以謀統一。同日，孫傳芳秉承吳佩孚的意旨，發表通電公開請求南方的非常大總統孫中山和北方大總統徐世昌，同時退位。

6月1日，以吳景濂、王家襄為首的舊國會議員203名，紛紛攘攘，齊集天津開會。他們有曹錕、吳佩孚等直系軍閥為后盾，有恃無恐，對徐世昌興起一片討伐聲。發表宣言，指斥徐世昌是“偽總統”。

6月2日，徐世昌感到再也賴不下去了，只得發布“本大總統現因衰病”，悻悻然地宣告辭職，由北京回到了天津的私邸，隱居起來。

孫中山也處于被動地位。他曾發表宣言，對吳佩孚恢復法統的做法，表示贊成。但同時指出，吳佩孚在袁世凱時代，曾攻過四川；在段祺瑞時代，曾攻過湖南。從歷史上看，吳佩孚也是個不可靠的軍閥。在他的誠意未被證實之前，北伐計劃不能停止。換言之，非常政府不能取消。這是孫中山看透了吳佩孚的軍閥本質以后，采取的聰明作法。

在一片喝彩聲中，只有浙江督軍盧永祥發出一個異樣的聲音。他公然通電反對“法統重光”的口號。認為“二三武人之議論，固不能變更法律；二三議員之通電，更不足代表國會”。他的通電使曹錕、吳佩孚不快。這就為他們之間后來的戰爭埋下了伏線。

6月11日，黎元洪從天津到北京上任，就職大總統。然而，他沒有一兵一卒，只是個光桿司令。軍政大權自然掌握在直系曹錕、吳佩孚的手中。黎元洪只是曹錕當上總統前的一個過渡總統。

在黎元洪當了一年總統后，曹錕派便導演了一出驅黎鬧劇。1923年6月8日，曹錕部下雇傭流氓，組成“公民團”，在天安門舉行大會，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讓閑路”。9日，曹錕命令其所部軍官到黎宅索餉。10日，軍警罷崗，市民請愿，搖旗吶喊，散發傳單，把東廠胡同的黎宅圍住。6月13日，黎元洪被迫離開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車站被直隸省長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總統大印。14日，黎元洪電告家人交出總統印，并通電辭職。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驅黎的目的是為了讓曹錕當上總統。但為了欺騙輿論，他們對議員進行了賄買活動。因人而異，每張票給五千到一萬元不等，收買了五百余人。輿論界嘩然，大罵這些議員為“豬仔”議員，而這些議員則“笑罵由君，收款在我”。用這種卑劣的手段，10月10日曹錕終于當上了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