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宋朝士大夫軼事，可以非常明顯地感覺出他們的精神氣質與清朝人完全不一樣。簡單地說，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氣的人——當然不是對老婆發脾氣，也不是對下屬發脾氣，更不是對平民發脾氣，而是在皇帝面前有脾氣。

宋真宗朝的翰林學士楊億，恃才傲物，與宰相王欽若不相得，王欽若一進辦公室，楊億就揚長而去，根本就不理這宰相。后來王欽若罷相離京，百官都寫詩相贈——這是當時的官場禮節，唯獨楊億不送詩。宋真宗對楊億說：你就贈他一首詩吧，不要這么意氣用事，要講大局，講團結嘛。楊億對皇帝的話也是不聽，“竟不肯送”，不寫就是不寫，皇帝老子也勉強不得。

按宋制，翰林學士有草詔之職。一日由楊億起草《答契丹書》，楊用了一句“鄰壤交歡”，宋真宗可能是出于對契丹之恨，在文稿上注了“朽壤、鼠壤、糞壤”等語嘲笑之。次日，楊億提出辭呈，說“皇上既然不滿意我的文字，我辭職吧”。宋真宗只好挽留這位大才子，又對宰相說：“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宋朝“有氣性”的士大夫又何止楊億一人？仁宗朝時，張知白（一說是張昇）擔任臺諫官，“言事無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談話，大概是說他“孤寒”（孤單），沒有朋友，要注意說話的方寸之類。張知白一聽，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問道：“何也？”張知白說：“臣家有妻孥，外有親戚，何來孤寒？陛下只有宮女相伴，豈非孤寒？”說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內宮，與皇后說起這事，忍不住流淚。為什么？因為仁宗年事漸高，而他所生育的兒子都夭折了，膝下確實孤單。張知白那番話，戳中了皇帝內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張知白，張知白還是繼續當他的臺諫官。

仁宗皇帝的授業老師夏竦去世，禮部擬謚“文獻”，皇帝隨手改謚為“文正”。舊時謚號乃是對一個人的蓋棺定論，“文正”是對文臣的最高評價，北宋一百六十年，謚為“文正”的，只有德高望重的三四位。宋仁宗感念老師，要給最高評價，但士大夫不干了，負責考功的劉敞提出抗議：“謚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擬定謚號之權屬于禮部，君主也不可越俎代庖，侵政府之權。何況夏竦這個人人品不行，哪里配得上“文正”之謚？最后，夏竦改謚為“文莊”。

宋理宗時，臺諫官李伯玉因為發表過激言論，受到降官處分。但降官的制書，舍人院一直不肯起草，以此抵制皇帝的決定。過了一年，降官制書仍未能頒布。后來牟子才兼直舍人院，覺得拖下去也不是方法，終于將降官制書草擬出來，但牟子才卻用他的生花妙筆對李伯玉大加褒獎，看起來哪里是一份謫詞，分明是表揚信。宋理宗找牟子才商量：“謫詞皆褒語，卿且改改如何？”宰相也過來說情：“小牟，給皇上一個面子，修改修改。”牟子才強硬地說：“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 這么有脾性的士大夫，宋后不多見了。

再來看一個比較沒骨氣的士大夫。神宗朝的王珪，擅長阿諛圣意，“上殿進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訖，又云‘領圣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圣旨’”。人稱“三旨相公”。此公大概可以算是宋代最窩囊的宰相了，但比起清朝“宰相”來，還是小巫見大巫。清代大學士曹振鏞的為官秘訣，是“多磕頭少說話”，比“三旨”更卑賤。可即便是這么一個“三旨相公”，也有他的脾性。王珪曾向神宗三次推薦張璪，神宗都不用。王珪便提出辭職：“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我們知道，宰相有任百官之權，在這一權力不獲君主尊重的情況下，王珪以辭職要挾，也算是表現出了一個宋朝士大夫的氣性。

中國的士風是在清代才遭到嚴重摧抑的，經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士風出現了嚴重的奴化。一位清初的讀書人觀察到：“邇來士大夫日賤，官長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備極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禮獻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輩風氣愈盛，視為當然，彼此效尤，恬不為怪。” 時代的風氣已變，士子的脊梁骨已斷。直到清末，士人才略恢復宋朝士大夫的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