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無疑是五四時期最受青睞的女作家之一。她是作家陳西瀅在《西瀅閑話》里所說的“幾乎是誰都知道”的女作家。文學史家楊義在評論冰心時說：“在我國現代小說史上，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女小說家，是冰心。她以詩人的氣質，散文家的優美文筆，撰寫問題小說，風靡整個文壇。她不僅為女作家贏得光榮，而且曾經為早期的新小說贏得榮譽。盡管她后來寫的散文，生命力超過了她的小說，但是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現代小說發展路途中，她是留下自己矯捷的身影和清晰的腳印的。

冰心原名謝婉瑩，一九○○年出生在清代詩風極盛的福州。

一九一八年秋后，她從貝滿女中畢業后，即考入協和女子大學理科預科學習，．目的是將來成為一位醫生。

而一九一九年九月冰心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第一篇小說，登上文壇。粥心說：“我醞釀了些時，寫了一篇小說《兩個家庭》，很羞怯地交給放園表兄。用粥心為筆名，一來是因為冰心兩字，筆畫簡單好寫，而且是瑩字的含意。二來是我太膽小，怕人家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個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時候，不會想到這兩個字和謝婉瑩有什么關系。”發表的喜悅使得冰心無法放下那支已經“寫得滑了手”的筆，于是幾乎每星期都有她的作品，多半是問題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秋風秋雨愁煞人》、《莊鴻的姊姊》等等。一九二一年理科預科兩年畢業后(按：一九二一年協和女大合并到燕京大學)，她就改入了文科本科，而且還跳了一級，從此她立志要走文學這條路了。

一九二三年夏，冰心以優異的學習成績由燕京大學提前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及學校頒發的金鑰匙獎。八月二十三日，她搭乘美國郵輪杰克遜號赴美留學，而就在這條船上她認識了終身伴侶——一吳文藻。

冰心在動身前收到貝滿中學時的同學，已經先自費去美的吳樓梅的來信，說她的弟弟吳卓也同船出國，請她多照顧。上船的第二天，冰心突然想起此事，立即請她的同學許地山幫她去找，沒想到找錯了人，只因認定姓吳，就把吳文藻帶來了。或許這就是緣分，或許是邂逅得饒有興味。張忠紱后來回憶道：“當日船上最引人注意的，似為謝冰心女士。她的文名早著，秀麗大方，毫無驕矜態度，捧她的人很多。后來她與我的同班吳文藻結婚，倒是事前未曾料及的。文藻是一位謙謙君子，在船上沒有看他怎樣追求。他的成功也許正如古語所說的：‘為政不在多言。’”

確實在初次見面時，吳文藻不僅沒有阿諛、贊美之詞，反而質問冰心：“有幾本評論拜倫和雪萊的書，都是英美著名的評論家寫的，你看過沒有？”當冰心回答說“還沒讀過”時，吳文藻則爽直地勸說：“你學文學的，這些書你都沒看！這次出去，要多讀一些書，如果不趁在國外的時間，多看一些課外的書，那么這次到美國就算是白來了！”這些話相信給冰心留下了深刻而與眾不同的印象。

上岸后，留學生們各奔東西，但也彼此都留下聯絡的地址，冰心剛到衛斯理女校后，便收到許多來信，“有的洋洋灑灑，寫了好幾頁，介紹自己的家世；有的用華美的詞句，描述航海中結識冰心女士的激動心情；有的傾訴早已仰慕冰心的美名，喜愛她的作品……”(見卓如的《冰心傳》)。而吳文藻卻只寄了一張明信片，但冰心卻很精心地回了一封信，而相對于那些寫長信來的，冰心卻只回了一張明信片。后來吳文藻的女兒吳青開玩笑地說，我爸爸是以特殊的方式追求我媽媽。而當吳文藻接到冰心的回信，相當感動。所以當他得知冰心

生病時，便趕緊寫了信去慰問；在他路過波士頓時，還與一些留學生上青山沙穰療養院探望冰心。而平日他會把買回來的有關文學的新書看過后，把重點用紅筆畫了圈圈，然后包好寄給冰心。這些舉動對冰心自是一種安慰，一股心靈的暖流。尤其是吳文藻寄來的書，她每本都認真讀過，并提出她的心得。于是在一九二五年春，當顧毓瑗在波士頓排演《琵琶記》時(由梁實秋、謝文秋、冰心、王國秀等中國留學生擔綱演出)，冰心給吳文藻寫了一封信邀他來看演出，并且將入場券夾在信內。吳文藻先是因功課太忙不能前往，但最終還是在演出后第二天趕到。冰心在眾人中見到吳文藻很是高興，悄悄地對他耳語道：“上次你來看我(按：指沙穰療養院那次)，我很高興。”吳文藻聽后很激動，并且終生不忘。

一九二六年七月，冰心獲衛斯理文學碩士返國任燕京大學國文系助教。而吳文藻則于一九二八年冬獲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社會學系博士學位。次年二月，他取道歐洲、蘇聯返抵北平，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并兼任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系講師。同年六月十五日，兩人在北平結婚。冰心回憶道：“我們的婚禮是在燕大的臨湖軒舉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個星期六。婚禮十分簡單，客人只有燕大和清華兩校的同事和同學，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點，我記得只用去三十四元！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覺寺度過的。那間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帶去的兩張帆布床之外，只有一張三條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腳是用碎磚墊起來的。兩天后我們又回來分居在各自的宿舍里，因為新居沒有蓋好，學校也還沒有放假。”

婚后他們在教學上享受了師生間親切融洽的感情，他們不但有各自的學生，也有共同的學生。他們兩人總是苦樂相處的，比如一九三三年有塞北之行，一九三六吳文藻休假一年，獲“羅氏基金會”游學教授獎金，于是他偕冰心重游歐美各國。

而一九五八年四月，吳文藻被錯劃為右派，冰心這么回憶著：“這件意外的災難，對他和我都是一個晴天霹靂！因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條，在讓他寫檢查材料時，他十分認真地苦苦地挖他的這種思想，寫了許多張紙！他一面痛苦地挖著，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著我說，‘我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到國外去反了，何必千辛萬苦地藉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反呢？’我當時也和他一樣‘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沒有說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勵他好好地‘挖’，因為他這個絕頂認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亂了。”就是冰心如此地理解與鼓勵，幫他度過艱難的歲月。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冰心寫了一篇充滿感情的文章，題名叫《我的老伴——吳文藻》，她在篇首這樣寫道：“我想在我終于投筆之前，把我的老伴——吳文藻這個人，寫了出來，這就是我此生文學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這篇文章，我開過無數次的頭，每次都是情感潮涌，思緒萬千，不知從哪里說起！……”是的，他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姻緣路，其中千般愛意，萬斛情懷，又豈是纖纖三指間那支描鳳的筆所能寫盡的呢？當然也不是簡單的一個“愛”字了得！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冰心也走完了她百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