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叡，字元仲，丕長子。母甄氏，本袁紹中子熙妻。建安四年（199年），袁紹攻滅公孫瓚后，熙出為幽州刺史，甄氏留鄴。建安九年（204年）八月，操攻克鄴，甄氏為丕所納。叡生而操愛之，“每朝宴會同，叡與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于法理。”延康元年（220年，即黃初元年），叡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六月，丕賜甄氏死。叡因母誅，未得立為太子。直至黃初七年（226年）五月，丕病重，始立叡為太子。丕死，叡即帝位，是為魏明帝。至叡景初三年（239年）正月，叡死，共統治魏國十二年半，壽三十四歲（生于建安十一年）。

曹叡原來不曾交接朝臣，也不過問政事，平日只研讀書笈。即位后，群臣想望風采。過了幾天，叡單獨召見侍中劉曄，整整談了一天。劉曄出來后，眾人問他對皇帝的觀感，劉曄回答說：“秦始皇、漢武帝之儔，才具微不及耳”《三國志》卷3《明帝紀》注引《魏書》言明帝：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務絕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眾，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強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綜觀叡之行事，優缺點各占一半，其優點是：

（1）善為軍計。《三國志》卷3《明帝紀》載：黃初七年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攻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果然，當先時派遣慰勞邊方將士的荀禹于江夏郡發所從兵乘山舉火時，孫權便趕緊退走了。《明帝紀》又載：初，帝議遣宣王（即司馬懿）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群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召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

（2）明察斷獄。《三國志》卷22《陳矯傳》引《世語》：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后數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跡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鉼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資治通鑒》卷71太和三年（229）載：冬十月，改平望觀日“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尚書衛覬……請置律博士。帝從之。又詔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劭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于《正律》為增，于旁章科令為省矣。《三國志》卷3《明帝紀》載青龍四年（236年）詔：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阱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

（3）比較能客人直諫。《明帝紀》注引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髪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陳壽在《明帝紀》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明帝紀》注引《魏書》亦言曹叡：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曹叡在容受直言、不殺諫臣方面，在古代封建君主中是少見的，這算是他的特色。

曹叡的最大缺點是奢淫過度。

雖然他在位時期，魏國疆域比較大，總的講軍事、政治、經濟諸情況也不壞。但他統治的最后四、五年，即自蜀相諸葛亮死后，魏西方大患解除，他的奢侈淫佚的本性充分暴露出來了。于時大修洛陽宮室，起昭陽、太極殿，筑總章觀，高十余丈，使百姓“力役不已，農桑矢業”。他“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可”。“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張茂上書諫曰：“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高堂隆也上疏說：“今天下凋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于舊，其所出與參少于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后相繼”。除了高堂隆和張茂以外，其他進諫的還有二十余人。曹叡對之雖不加誅貶，亦不采納其言，照舊大興土木，致使國用匱乏，人民困苦，而日后曹魏政權之被司馬氏所取代，亦與曹叡之奢淫過度有一定關系。

曹叡的統治還有一個重要的失誤，則在確定繼承人和輔政大臣方面。

曹丕即位后，對于曾經幫助他當太子有功的臣僚賈詡、桓階、陳群、司馬懿等都予以重用，其中名士世族陳群甚至被任為鎮軍大將軍、領中領軍，錄尚書事，另一世族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這樣，便打破了已往非曹氏親族不能充當軍事大員的慣例。黃初七年（226年）曹丕臨死前，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并受遺詔輔曹叡。往后五年中，曹休、曹真相繼死去，陳群只擔任文職，統兵大帥惟余司馬懿一人。司馬懿南擒孟達，西拒諸葛亮，東滅公孫淵，有很高的威望。當時曹魏統治集團內部有權勢的大臣，除了司馬懿以外，應推掌管機要的劉放和孫資。劉放、孫資在曹操時即已為秘書郎，曹丕改秘書為中書，以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曹叡對二人尤為寵任，當景初二年（238年）曹叡考慮是否派司馬懿去討伐遼東的公孫淵時，劉放、孫資曾加以贊助，故遼東平定后，放、資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侯。由此可知，掌握機要的劉放、孫資和統兵大帥司馬懿的關系至少也是很好的，他們日后勾結在一起，就成為曹魏政權的隱患。

據《三國志》卷22《陳矯傳》注引《世語》說：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三國志》卷25《高堂隆傳》載高堂隆臨終口占上疏說：宜防鷹揚之臣于蕭墻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棋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陳矯對司馬懿能否忠于魏室既表示懷疑；高堂隆所說鷹揚之臣也顯然是指司馬懿的。曹敘在位正當魏國興盛時，然內部已經埋下了權臣擅權的種子。可是曹叡本人對此并無深刻察覺，對個別大臣的直言微意亦未能認真思考，自然也就無何對策了。

曹叡本人沒有生兒子，按理說，他應當從父、祖后嗣中擇立賢而長者，可是他卻收養了兩個嬰兒曹芳和曹詢作為己子。他所以這樣作，是為了自己有“后裔”可以接替帝位，而不顧國柞之能否確保。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病重，始正式指定齊王曹芳為太子。《三國志》卷4《三少帝紀》注引《魏晉春秋》言曹芳：”或云任城王楷子”（即很可能為操次子彰之孫）。當時曹芳年始八歲，如何能支撐起外對吳、蜀，內有權門勢族的艱巨重任呢？所以陳壽在《三少帝紀》評論說：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后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托付不專，必參枝族，終于曹爽誅夷，齊王替位。

陳壽首先指出曹叡應擇立有為的長君，以維持曹氏的國祚，是極中肯的。他又指摘曹叡對司馬懿托付不專，一定要在司馬懿頭上加一曹氏親族，致使兩個輔臣爭權相江，則用意頗為深婉。因壽為晉臣，不得不如此措詞，實則壽的真意還是認為既已令曹爽輔政，就不宜再讓異姓梟雄司馬懿參與，以造成“曹爽誅夷、齊王替位”，使政權歸司馬氏的結局。對于選擇輔政大臣，曹叡原來也曾產生過“使親人廣據權勢”的想法，而且當他病重時，也曾拜少時與他同居相愛的曹操子燕王宇“為大將軍，囑以后事”。使宇與夏侯獻、曹爽、曹肇等共輔政。這樣，燕王宇等執政之后，必然要斥退久典機密的劉放和孫資。因此，引起了二人的激烈反響。他們以先帝遺詔藩王不得輔政的理由作擋箭牌，并制造了毀謗燕王宇等的讕言。這時，曹叡頭腦已經不大清醒，而且其父曹丕過去排斥親兄弟的流毒也還在曹叡腦際徜徉作祟，所以聽從了放、資的讒言，而免燕王宇等官。放、資接著就推薦曹爽與司馬懿共輔政，曹叡也表示同意。燕王宇的被斥退和曹爽、司馬懿上臺，是關系魏政權由誰領導的大事，以“凡品庸人”的曹爽而與“情深阻”、“多權變”的梟雄司馬懿并肩共事，其危險性已為當時有識之士所料知。

總之，曹叡確定皇位繼承人和輔政大臣的兩項措施，都不利于其政權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