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八旗大軍以銳不可擋之勢攻占了沈陽，進而一鼓作氣攻下明朝遼東軍政中心——遼陽，并將都城從赫圖阿拉遷至遼陽，設為東京，大興土木，修筑宮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三早朝時，努爾哈赤突然召集眾臣和貝勒議事，提出要遷都沈陽。雖然王公、貝勒竭力反對，但努爾哈赤君意已決。祭過父祖之后，即刻率領大軍經過一天一夜的行軍，遷進沈陽城。

努爾哈赤從以其父的13副遺甲起兵，至建立后金政權并不斷強大，曾先后4次遷都：從明萬歷十五年(1587年)在費阿拉稱王;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遷都至赫圖阿拉，并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薩爾滸之戰勝利后，又將行宮移至界凡;攻陷遼陽后，又在遼陽建東京城;建東京城僅4年，又遷都沈陽。每一次遷都都是遷往經濟相對發達、人口相對眾多、土地更加肥美、地理位置更加優越的地方。但最后一次遷都卻要從作為明代遼東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商業中心的東北第一大城遼陽，遷往規模不及其一半的沈陽，沈陽又有什么得天獨厚的都城優勢？既然沒打算久居遼陽，為何還要大興土木，在宮殿剛剛建好，官員尚未安居之時，又匆忙遷至沈陽？史學家對此有各種解釋，民間也有各種傳說。

歷代王朝選定都城，都不外出于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考慮，因此史學家在討論后金的遷都原因時，首先就要從這幾方面去尋找證據。

遼陽雖然在當時是遼東的軍政中心，但因明廷的腐敗，其經濟已開始下降，而沈陽的經濟正處于上升階段。沈陽地勢平坦開闊，糧食出產富足，有林有獸，有水有草，符合滿族人狩獵的生活條件。

從當時的政治形勢上看，遼陽城因長期滿漢雜居，民族矛盾激化;而沈陽只是一個中等城市，人口便于管理。從地理位置來講，沈陽一直是一個軍事要地，是所謂的“形勝之地”，進可攻、退可守，既便于護衛新賓老家和鐵嶺、開原等國土，又便于西征、北伐。這是史學家們比較遼陽與沈陽條件優劣，對努爾哈赤為何遷都沈陽做出的結論。其依據，主要是《清太祖實錄》和《滿文老檔》的有關記載。

努爾哈赤提出遷都沈陽，諸王、貝勒、大臣不了解老汗王的意圖，一致表示反對。據《清太祖實錄》記載：“帝聚諸王臣，議欲遷都沈陽，諸王臣諫曰：‘東京城新筑，宮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備，今欲遷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興，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沈陽渾河通蘇蘇河，于蘇蘇河源頭處伐木，順流而下，材木不可勝用，出游打獵山近獸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這條記載一直成為論述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原因的依據。按《滿文老檔》天命十年(1625年)記載：“三月初三，汗向沈陽遷移，在辰刻從東京城出發。給他的父祖墳墓供杭細綢，在二衙門殺牛5頭，燒了紙錢，隨后向沈陽去，在虎皮驛住宿。”“初四，……在未刻入城。”以上兩條是《滿文老檔》有關努爾哈赤遷都沈陽的全部記載。

其實，《清太祖實錄》是努爾哈赤之子、清太宗皇太極在天聰九年(1635年)下令編修的。《清太祖實錄》中所記載的關于努爾哈赤對遷都沈陽的一番議論，正是皇太極繼承汗位后之所為，即南征消除毛文龍在遼南的騷擾;北征解除了后顧之憂;西修都兒鼻城，渡遼河征明，并出兵宣大長城沿線。

這已是皇太極繼承汗位時的情況了。從《清太祖實錄》的記載可以看出，努爾哈赤遷都的理由，并不符合他遷都后的實際行動。《清太祖實錄》載：“(天命十一年)正月乙巳朔。戊午上統兵征明，庚辰次東昌堡，翌日渡遼河，旌旗劍戟如林，大軍至寧遠……”(《清太祖實錄》卷十)。這里記載的是努爾哈赤攻打寧遠城時的進軍路線。這次進軍是從海城牛莊一帶的東昌堡渡遼河，并沒有采取如《清太祖實錄》記載努爾哈赤計議遷都沈陽時所說的“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的路線。因此，《清太祖實錄》記載努爾哈赤關于遷都沈陽原因的一番議論，是不可盡信的。

努爾哈赤遷都沈陽還有另一種說法：努爾哈赤認定沈陽是“鳳落龍潛”的風水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