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努爾哈赤在建都東京時，按照風水先生的指點，在當時的東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廟;在東門里修建彌陀寺;在風嶺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3座廟把神龍壓住，以保龍脈王氣。但是，3座廟宇只壓住了龍頭、龍爪和龍尾，城里的龍脊梁并沒被壓住。于是，龍一拱腰就飛騰而去，一直向北飛到渾河北岸。努爾哈赤正為此郁悶之時，忽一日有人來報，說是他家附近的樹林落下一只鳳凰。努爾哈赤急忙帶眾臣前去觀看，剛剛走近，鳳凰突然騰空而起，直向沈陽方向飛去。努爾哈赤深知鳳凰不落無寶之地，就請風水先生到沈陽察看，發現沈陽真是一個龍興寶地，于是，當即下決心遷都沈陽。

這個傳說似乎過于神奇，也不能作為努爾哈赤突然遷都沈陽的合理解釋。但歷朝歷代，帝王將相建都建城，都把風水放在首位，這卻是事實。

沈陽處在渾河之陽，上通遼河，遼河又通大海，又有輝山做依背，山水交融。據《盛京通志》載，沈陽的輝山有“包羅萬象、跨馭八荒之勢。遼水右回，渾河左繞，佳氣輪囷蔥郁，萬年帝業非偶然也”。又稱其山源出長白西麓，由長白而永陵起運(在新賓縣境內)，由起運山而福陵天柱山(沈東陵)，由天柱山而昭陵隆業山，一脈相承，直到沈陽以西塔灣而止，是為“龍脈”，也稱“龍崗”。努爾哈赤的老巢赫圖阿拉城，祖陵永陵，以及沈陽的故宮、福陵和昭陵，都建在這條“龍崗”上。對“龍崗”一說，史書記載很多。

《盛京通志》載：“啟運山，興京城西北十里永陵在焉，自長白山西麓一干綿延折至此，重巒環拱，眾水朝宗，萬世鴻基實肇于此。”《清史稿地理志》載：“啟運山在平嶺南麓，永陵之橋山在焉，所謂龍崗之正脈也。”對于東陵所在天柱山，《長白山征存錄》載：“啟運山西二百四十里為天柱山，太祖高皇帝之陵寢在焉，名曰福陵，距奉天四十余里。又西越奉天城西北十里許，為隆業山，太宗文皇帝之陵寢在焉，名曰昭陵，距長白山一千七百余里，土人統呼為龍崗。”

相傳努爾哈赤在為其父祖選擇陵址時，曾請風水先生指點，風水先生指著祖墳上面的山說：這座山形似條龍，南面那座山形似鳳凰，中間平原上有一條河(蘇子河)，這是龍鳳夾一杠，后輩必當皇上。

于是，努爾哈赤就在這里建了祖墳，是為永陵，并將這祖墳里的祖宗們追封為皇帝，建陵謁拜。干隆皇帝在東巡拜謁永陵時，曾作《恭瞻啟運山作歌》：“長白龍干西南來，靈山啟運神堂開。原運流長綿奕世，駢蕃褆祉皇圖培……”可見，直到100多年后，努爾哈赤的子孫們對龍脈一說也是深信不疑的。

從沈陽的自然地理狀況上看，從東陵山地經過舊城向西至沈陽站，確有一條自然的崗脊，在舊城處且有較高的突起，這便是人們常說的“龍崗”，它是市區南北地表逕流和淺層地下逕流的分水嶺。稍加注意人們會發現，小南門的地勢高于小南邊門，小西門的地勢高于小西邊門，小北門的地勢高于小北邊門，其他大南、大西、大北也都是城門地勢高于邊門地勢。老沈陽人也一定知道，從東陵山咀子起，經毛君屯、文官屯、北陵，西至塔灣，也有一條綿亙北部市區的黃土崗。對于這條黃土崗，人們最明顯的感覺，就是沿黃河大街或長江街向北，過了新開河就開始上坡。這就是先人所說的又一條“龍崗”。這兩條緩慢起伏的被現代科學稱之為褶皺的地貌，恰巧合了古代的風水之說。

可見，說努爾哈赤認定沈陽是龍興之地，因而在建東京城僅4年后，就執意遷都沈陽，也不是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努爾哈赤當年遷都沈陽內心中最大的秘密，也許就是發現了渾河與天柱山結合的沈陽寶地，發現了相交理氣的山之龍脈，水之龍脈。所以，他力排眾議，決定后即匆忙帶領八旗大軍和家眷迅速遷都沈陽。

努爾哈赤這次遷都的原因，肯定有其政治、經濟、交通等戰略上的考慮，但不可否認也有“風水說”的影響。若說戰略，那就證明了努爾哈赤的雄才大略、深謀遠慮;若說“風水”，沈陽也確實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這種地理優勢，古人將其附會演化成神秘的“風水說”，不僅努爾哈赤信以為真，就是普通百姓也深信不疑。但不管努爾哈赤是出于何種考慮，他的這次遷都，對后金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為其子孫的進一步南進，做了必要的準備。也正是他這次遷都，使沈陽成為了后金最后的都城和清王朝開國的京師，也為沈陽現代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