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誤國庸臣”，一個“蒙冤棟梁”，兩種觀點堪稱勢不兩立、針鋒相對。由于分歧實在太大，以至于很難有求同存異的基礎。若要求同存異那么勢必存在“蒙冤的庸臣”或“誤國的棟梁”，雖說庸臣也可能蒙冤，棟梁偶爾也可能誤國，但是如袁崇煥這樣一個以“付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誤國到如此程度的人可能是棟梁嗎？若非棟梁又誤國如此，那必然就是庸臣，面對如此的誤國庸臣，后金還有必要用反間計去害他嗎？崇禎能是中了“反間計”才殺他的嗎？殺他又能是誤殺嗎？既然不是被誤殺那袁崇煥又如何蒙冤呢？

綜上所述，如果袁崇煥的“付托不效，專恃欺隱……種種罪惡”被證實并非虛言，那《明史》中“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的評述就是錯誤的，如果這個論斷成立，那實質上就是將袁崇煥作為“棟梁”的可能徹底否定掉了，并將其定格為一個庸臣，與此同時無論“反間計”是否真有其事都會被置于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可以說這是明方觀點的全面勝利。反之，若“反間計”被證實了而這些罪狀又不實，那么清方的觀點就正確了。

基于以上分析，在以后的討論中我們的考證必須同時注重三個方面，首先是“反間計”的真實性，其次是袁崇煥殺毛文龍的真實原因，第三則是要全面考察袁崇煥的能力。前兩個方面都比較容易理解，第三個方面好象是個側面問題，但其實并非如此，這方面非但不是個側面，反而是值得格外關注的重點，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評斷的關鍵，這個奧妙就在“全面”兩個字里。

這里所謂的“全面”并非只是針對《崇禎長編》里提到的“付托不效，專恃欺隱……種種罪惡”等一系列指控，這所指的“全面”應該是包括了袁崇煥在遼東的全部經歷。這種“全面考察”的意義很重大，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人以往功勛卓著、謀略過人，但卻在國家最需要他的危機時刻一反常態，犯下許多不可饒恕的低級錯誤，如此的作為實在不得不讓人質疑此人主觀上有沒有什么問題，甚至跟敵人之間真有什么貓膩;當然，這個人以往就顯示出了能力不足，有不少敗績和失誤，那么在某一個關鍵時刻他出現了一系列的失誤那也是自然，如此一來對他主觀上的質疑就會少很多。

出于以上這些考慮，我們在全面考察袁崇煥能力時，就不能只考察“付托不效，專恃欺隱……種種罪惡”中涉及的事件，因為這些只是袁崇煥于崇禎元年(1628年)出鎮山海關作為薊遼督師時的事情，而早在天啟二年(1622年)他就以監軍僉事的身份參與了遼東戰事，隨后又歷任監軍副使、寧前參政、按察使、巡撫、督師等職，任職期間經歷頗多，其中由袁崇煥本人獨當一面處理的重大事件包括寧遠大戰、丁卯之役、寧錦大戰、督師薊遼、請開馬市、斬帥東江、己巳之變、入衛京師、薊西設防、激戰京畿等，這些事件里囊括了袁崇煥從剛嶄露頭角到走向輝煌再轉入死彎的全過程，完全可作為我們全面了解其能力的考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