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之前，婦女已經在太平天國掀起的浪潮中顯示過自己的力量。但太平天國的婦女多來自底層，難以擺脫被利用的命運。到了清末，聞風而起的多為知識女性，在爭取女權方面就主動多了。安徽才女呂碧城，起先是拿筆做刀槍，在《大公報》上發表文章抨擊時政、提倡女子教育。她繼而受到翻譯大家嚴復的栽培、直隸總督袁世凱的賞識，年紀輕輕就做上了北洋女子師范學堂的監督(相當于校長);居住在杭州的滿族女子惠興，自己動手籌款興辦女子學堂，當看到辦學的錢遠遠不夠，就自殺明志，以自己的生命推動婦女教育。

興辦女學，需要女教師。對女教師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女生留學事業的發展。當時去歐美留學殊為不易，一大批人就近去了日本。清末的留日學生當中，女生占了1%。她們大部分是自費，很多是跟著父親和兄弟一起去的日本，也有極少數是官派。別小看這區區的1%，她們當中充滿了“不安分”的人物。在留學高峰的那幾年，她們先后發起了6個組織，創辦了7份出版刊物，討論婦女問題，批判舊觀念、舊習俗，提倡天足、女學、婚姻自主等。

雖說當時留日的女生基本上都是抱著學成后回國教書的目的去學習，但日本后來漸漸成了反清革命黨的大本營，很多女留學生非但不回避革命，反而應聲而起，表現出不讓須眉的風采。1903年留日學生中掀起拒俄運動，組織“拒俄義勇隊”，就有12名女生加入。1905年孫中山與黃興攜手組建了同盟會，吸引了將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秋瑾、唐群英、張漢英、何香凝、吳木蘭等人。革命，成了比教書更值得奮斗的事業。

敢于參加革命的女性，其激烈程度絕不亞于男子。1905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壓力下頒布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留日學生大嘩，陳天華在激憤之下蹈海自盡。自費留學的秋瑾就屬于激進派。在陳天華追悼會上，她甚至拔出佩刀，對不肯回國的魯迅、許壽裳等人呵斥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1907年7月秋瑾在紹興的大通學堂主持浙江地區起義，打算與遠在安徽的徐錫麟遙相呼應，卻因為機密泄露而被捕。被捕后兩天，秋瑾在紹興軒亭口引頸就義。

秋瑾之死在社會上引起了極為強烈的震撼。上海的《申報》、《時報》、《神州日報》，天津的《大公報》等都做了連續報道，并刊載多篇同情秋瑾的文章。她那文采飛揚的詩文和獨樹一幟的男裝照片也頻頻見報，激發起人們的無窮遐想。到后來，不僅是新聞報道，連有關秋瑾的小說、戲曲也紛紛出臺，輿論的浪潮越掀越高，站在秋瑾對立面的清廷大員們的公眾形象一敗涂地。

通俗歷史總不免把典型人物加以放大，以至于讓秋瑾的耀眼光芒遮掩了當年與她并肩戰斗的同志們。另一位辛亥女杰唐群英，名聲不及秋瑾響亮，豪氣絲毫不遜，并具有更為成熟的政治素養。唐群英是湖南人，當秋瑾在湖南做媳婦時兩人相識，結為至交。正是受到秋瑾的影響，唐群英也去了日本留學，并加入同盟會。她曾參與策劃過花石起義，武昌起義之后又與張漢英一起組織過女子北伐隊，親身上過戰場。辛亥革命成功后唐群英獲得了二等嘉禾勛章。

辛亥革命期間，婦女界組織了多支軍事組織，除了上面提到的北伐隊之外，還有女子軍、女子軍事團、女子光復軍、女子尚武會、女子決死隊、女子暗殺隊等等。上海一帶由于婦女新式教育起步較早，女子革命隊伍尤較北方活躍。不過，組織武裝更多的是一種姿態，到底有多少隊伍真的上過戰場并無確切統計。但那時的革命女性已經很自然地發揮起女性的優勢，在醫療、后勤、偵探情報等方面擔起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