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史，自岳飛風波亭遇害至今，八百多年來，無論是歷代官方，還是普通中國老百姓有關他的討論、評價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而這一過程中，岳飛的形象也起起伏伏，一再地發(fā)生著變化，并且依附于他身上的故事也越來越離譜，甚至慢慢脫離了本來的面目。

岳飛(1103年—1142年)，字鵬舉，相州湯陰縣(今河南省安陽市湯陰縣)人，是南宋初年著名抗金將領。他率領的軍隊因多次擊退南侵金兵而廣受世人贊譽。后因在抗金問題上與宋朝最高統(tǒng)治者宋高宗及權相秦檜意見相左，先被解除兵權，后遭處死。以上信息基本來自于元代人所修的《宋史》。《宋史》材料多錄于宋朝時期的國史、日歷、起居注等官方記錄。按說應該不會存在什么問題，但是對于岳飛的記錄，宋朝的官方記錄恰恰出問題了，而且問題還不小。

岳飛死后，有關岳飛的是是非非是朝臣們十分忌諱的一個話題，因此不但當時官方文獻少有記錄，就是與岳飛熟識者也絕口不談論只言片語。這樣一來隨著時間的流逝，當時的親歷者們日漸凋零，岳飛事跡也就逐漸變得湮沒無聞。直到岳飛死后二十年，也就是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這一年宋高宗退位，其早年過繼來的兒子趙昚做了皇帝。這位孝宗皇帝一心要恢復祖宗基業(yè)，收復被金人擄掠的北方領土，遂決定為岳飛“正正名”，這樣岳飛一下子就成了大宋武將之楷模。

但問題隨之而來。經(jīng)多年封鎖，此時有關岳飛的信息已極度缺乏，這樣岳飛第三子岳霖就承擔起了整理與其父岳飛相關文獻史料的工作。然而事不湊巧，岳霖剛進行一半就告病亡，于是岳飛孫子岳珂又接過此項任務，“大訪造軼之文，博觀建炎、紹興以來紀述之事，下及野老所傳，故吏所錄，一語涉其事則筆之于冊，積日累月，博取而精核之……蓋五年而僅成一書”。這就是我們今天仍能看到的有關反映岳飛事跡最全面的《鄂國金佗粹編》。當然，這本書中材料由于多非一手，且出于祖孫情節(jié)，夸大之處在所難免。

又過了近一百八十年，也就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此時宋朝已經(jīng)滅亡，繼之而起的元朝也已經(jīng)到了末世。元朝政府為聚攏人心，打算編修宋、遼、金三史，但史臣們寫到岳飛傳時才發(fā)現(xiàn)除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等文獻對岳飛有些記載外，其他文獻中已經(jīng)很少了。于是為求省事，他們干脆就將《鄂國金佗粹編》中的材料大段抄錄進去，并巧加發(fā)揮。這樣，一部《宋史·岳飛傳》就形成了，然而此時《宋史》中的岳飛事跡早已是面目全非。

客觀地說，蒙古人對待岳飛還是不錯的。為了安撫江南漢人，不僅沒有廢止南宋朝廷對岳飛的封號，而且“降命敕封并如宋，止加保義二字”。就連“墳漸傾圮”的岳飛墓也撥款修葺一番。官方對岳飛的評價，也遠高于宋廷，謂“西漢而下，若韓(信)、彭(越)、絳(周勃)、灌(嬰)之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p>

到了明朝，外有異族入侵之虞，內有流寇作亂之患。特別是明中后期，朝中奸黨宦官橫行，明王朝處于風雨飄搖的動蕩局勢中，歷史仿佛是宋朝的再次重演。于是，前朝人物岳飛成了最好的反思歷史，寄托衷腸哀思的載體。無論是在官方話語還是在民間視野中，岳飛都一再地被提起，并且地位被再度拔高。如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詔將岳飛列為歷代三十七名臣之一，“從祀歷代王廟，配宋太祖享”。景泰五年(1454年)，武功伯徐有貞創(chuàng)岳飛廟于湯陰故土，景泰帝御題為“精忠之廟”。至明神宗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政府甚至將岳飛置于神的地位，加封其為“三界靖魔大帝”。

當時，皇帝的加封詔書是這么寫的：“咨爾宋忠臣岳飛，精忠貫日，大孝昭天，憤泄靖康之恥，誓清朔漠之師，原職宋忠文武穆岳鄂王，茲特封爾為三界靖魔大帝”。這時的岳飛儼然已成為朱明王朝的精神圖騰，開始扮演起一種家族守護神的角色。

明朝滅亡后，當年岳飛拼死抵抗的金人后代又建立了清朝。因此，清朝對待岳飛的態(tài)度就不如元、明時期那樣灑脫，變得極為復雜。清廷一方面希望繼續(xù)借岳飛來宣揚忠順，感化漢人;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這個打過自己老祖宗的人被頂禮膜拜。于是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下令將岳飛移出供奉了幾百年的武廟，追封漢將關羽三代，在全國普建關帝廟，想借關羽之名，將漢人對岳飛的尊崇全部轉移出去。這樣一來，岳飛地位自然大跌，各地武廟多為關羽獨占。而在此后清朝的官方評價體系里，岳飛則被僅僅定型在一個“精忠”的框架里，成了“精忠岳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