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顯王四十六年(前323)，魏國謀劃聯合各國共同抗秦，張儀與齊、楚大臣在嚙桑(今江蘇沛縣西南)相會，商議聯合齊、楚破壞魏國合縱計劃之策，但未能阻止魏、趙、韓、燕、中山等國結盟。次年，張儀自嚙桑返秦，被免去相職，遂來到魏。張儀向魏惠王進獻聯合秦、韓以伐齊、楚之策，為魏惠王采納，并任用他為相。張儀堅決主張與秦聯合，魏將公孫衍認為，張儀之策對自己不利，所以派人去韓國游說公叔，將張儀聯合秦、魏攻韓的計劃告訴公叔，說魏惠王信任張儀，無非是想得到韓國土地，與其使韓國在秦魏夾攻下喪土亡國，不如主動向魏表示歸順，并歸功于公孫衍，從而使魏惠王信任公孫衍而不用張儀，秦魏聯合攻韓的陰謀就一定會破產。公叔認為這主意對韓國有利，便勸說韓宣惠王派人向魏表示歸順，并歸功于公孫衍。魏惠王果然因此更加信任公孫衍，疏遠張儀。由于張儀在魏國實行與秦連橫的策略，對其他各國構成威脅，齊、楚、燕、趙、韓五國遂支持公孫衍的合縱策略。在五國的支持下，魏惠王改任公孫衍為相國，將張儀逐加秦國。戰國縱橫家活躍于政治舞臺，他們以言辭和策術游說各國君主，成為戰國時期特有的政治活動家。

《孫臏兵法》成書，戰國中期孫臏及其弟子們寫下一部中國古代著名的兵書，即《孫臏兵法》，古稱《齊孫子》。該書繼承并發展了《孫子兵法》等書的軍事思想，總結了戰國中期及其以前的戰爭經驗，在戰爭觀、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上都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和原則。孫臏認為“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矣”，否則就會“削地而危社稷”。這種思想是符合當時爭雄的客觀實際的。在軍隊建設上，此書提出首要的問題是“富國”，一個國家只有富裕充足了，“強兵”也就有了可靠的基礎與保障。關于強兵，他重視訓練、法制和將帥條件，提出“兵之勝在于篡(選)卒，其勇在于制”，即士兵要嚴格挑選，嚴格訓練，有良好的組織編制，將帥要做到賞罰分明，令行禁止。

對于將帥的看法，他認為不但要具務德、信、忠、敬等品質，更應擅于用兵之道，即要“破強敵，取猛將”。在作戰指導上，強調要“知道”，所謂“知道”，具體總結地說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他強調創造有利的作戰態勢，即所謂的“孫臏貴勢”。孫臏發展了孫武“我專而敵分”的理論，提出了以寡勝從、以弱勝強的戰法。這在齊魏馬陵之戰中和歷史上有名的“圍魏救趙”之戰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他還主張“必攻不守”的戰略，即不以防御為主，重視攻取城邑和陣法的運用。儒法之爭

春秋以來，奴隸主貴族維護其統治的周禮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威力，舊有的典章制度隨之而衰落，因而出現了一批改革家如管仲、子產等，他們頒布法令與刑書，改革田賦制度，成為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的先驅。法家的創始人李悝任魏相時，廢除了官爵世襲制，按照“食有勞而祿有功”的原則選拔官吏，與儒家的“賢其賢而親其親”的理德觀有了差異。與李悝同時的吳起，在楚國進行政治改革，破除世卿世祿制，強迫舊貴族去邊疆墾荒。吳起雖然使楚國強大起來，卻為貴族所不容，其改革措施甚至被當面斥為陰謀詭計，最終為貴族殺害。商鞅在秦國實行兩次變法，其主要內容是阡陌，廢井田，承認土地私有，獎勵農耕，有軍功可授爵位;實行郡縣制，主張嚴刑重罰以杜絕犯罪。他排斥道德教化，輕視儒家的禮樂，反對效法古代的治世之道。他的變革也使秦國富強起來，但卻因得罪貴族而終遭殺害。而申不害、慎到分別強調重“術”和“勢”，反對因循守舊。到戰國末期，韓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將“法”、“術”、“勢”三者糅合為一，主張“以法為教”，厲行賞罰，獎勵耕戰。在理論上直接地批判儒學的治國方法。韓非繼承荀子人性惡的思想，認為要治理好國家，必須依靠嚴刑峻法，而不能憑借仁義道德之教，認為“威勢可以定暴”，“德厚卻不能定亂”。韓非把“法治”與儒家的“德治”對立起來，認為人們根本不會有什么“恩愛”之心，嘲笑仁義道德不合時勢，揭露了它的虛偽性。法家對儒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批判，順應了當時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趨勢，對社會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法家“刻薄寡恩”、過分壓制的政策，顯示出其殘暴、不合人情的缺陷。秦亡后，其法治思想被漢儒吸收到儒學體系中，主張德刑并用，成為地主階級維護統治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