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當教授，在大陸跟在香港差別甚大。大陸教授的基本工資加上各種獎金與補貼，每年最多幾十萬元，假如不搞點兒副業的話，無論如何難以躋身富人階層;可是在香港，教授的年薪卻高達一百多萬甚至幾百萬元，即使不搞副業，也能活得相當滋潤。所以說，內地的教授不得不羨慕香港的教授，就像現在的教授不得不羨慕民國的教授一樣。

1927年那一年，魯迅來到廣州，在中山大學教了半年書。在這半年當中，中山大學開給他的薪水還是蠻高的。到底有多高呢？翻翻《魯迅日記》就知道了。

1927年1月28日：“收本月薪水小洋及庫劵各二百五十。”

同年3月9日：“收二月分薪水泉五百。”

4月9日：“收三月分薪水泉五百。”

5月20日：“收中大四月薪水二百五十。”

6月3日：“收中大四月分半月薪水二百五十。”

6月30日：“ 收中山大學送來五月分薪水泉五百。”

日記里說的“薪水泉”其實就是薪水錢。從上述日記可以看出，魯迅在中山大學的月薪是500元，這筆薪水有時候在當月發放，有時候在次月發放，有時候則會拖上一個多月，甚至還要分成兩次來支付，但是不管怎么說，每月500元的薪資標準始終沒有變動過。

這500元當然不是人民幣，不過也并非大洋，甚至不全是銀元。魯迅日記寫得清楚：“收本月薪水小洋及庫劵各二百五十。”意思是他的500元薪水當中包含250元“小洋”和250元“庫劵”。

小洋是當時廣東流通最廣的毫洋，屬于銀元的一種，但比其他地方流通的“孫大頭”、“袁大頭”、光緒“龍洋”、墨西哥“鷹洋”等大洋的購買力要低，通常一元四角毫洋才能兌換一元大洋。庫劵則是銀行印制的毫洋兌換劵，理論上面值一元的庫券相當于一元毫洋，實際上卻只能兌換四個面值兩角的“雙毫”，即庫劵一元等于毫洋八角。

2011年3月，中山大學朱崇科先生撰寫《中大到底開給魯迅多少月薪》一文，論證出魯迅月薪為500銀元。這個結論其實是并不準確的，因為中大付給魯迅的是250元小洋加250元庫劵，總共折合毫洋450元，換成大洋的話則只有320元左右。然后朱崇科先生又通過同時期紹興和上海的物價數據來分析魯迅那500元月薪的實際購買力，這個分析也不是很恰當，因為江浙地區用大洋來統計物價，而廣東則是用毫洋來統計物價，把同樣數量的毫洋拿到紹興和上海去購物，并不能買到那么多東西。換言之，我們千萬不要把魯迅的500元月薪當作銀元，更不能當成大洋，否則等于拔高了魯迅的收入水平。

當然，魯迅的收入確實也不低。他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任職時月薪300元大洋(后期經常拖欠，例如1924年的薪水拖到1926年才發放)，在廈門大學教書時月薪400元毫洋(其中部分薪水折以庫劵發放)，這在民國時代絕對屬于“金領”級別，遠遠超過了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

據中山大學法學院經濟調查處1933年的調查結果，廣州市區絕大多數家庭每月總收入在15元毫洋到50元毫洋之間。而如前所述，魯迅每月薪水折合毫洋高達450元，他一個人的收入相當于十幾個家庭的收入。

魯迅在中山大學當教授，月薪是普通人的十幾倍乃至幾十倍。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在北京大學當教授，月薪240塊大洋，同期北京勞工的平均月收入則在10塊大洋左右，同樣是普通人的十幾倍乃至幾十倍。

當然，魯迅和周作人是大腕，是名家，是比現在的網紅還要紅的大紅人。魯迅在中山大學任教時，早已經蜚聲文壇，忠實讀者遍布全國，他剛從廈門大學跳槽到中山大學時，廈門大學竟然有一批學生跟著轉學，堪稱“死忠粉”，像這樣的大名人當然能拿到比普通人高得多的薪水，這個不足為奇。

但是您知道嗎？在魯迅生活的那個時代，即使是沒有一點兒名氣的普通教師，其收入水平也能讓老百姓羨慕不已。當年女作家潘柳黛十八歲從女子師范學院肄業，連畢業證都沒拿到，被聘請到河北寶坻女子小學教書，月薪已是35塊大洋，是紗廠熟練技工月薪的三倍。那時候潘柳黛初出茅廬，誰都不知道她會成為一個女作家，她之所以能拿到高薪，是因為同時代所有教師都能拿到高薪。

再看看廣州教師的薪資水平。1921年廣州市政府將全市中小學教師分為九級，最低級別的九級教師每月薪水30元毫洋，最高級別的一級教師每月薪水125元毫洋。而根據南京國民政府社會科學調查所主持的一次全國工人薪水大調查顯示，廣州市區工人家庭的平均月收入只有25元毫洋，一個剛上崗的九級教師都比他們掙得多。

民國時代文化人的地位很高，教師的待遇很優厚，這說明民國時代重視文化、重視教育。但是我們千萬不要以為知識分子在整個民國時代都能活得很瀟灑，因為從時間上看，民國教師的待遇經歷了一個從高到低的大轉變。

這個轉變是從什么時候出現的呢？抗日戰爭時期。抗戰期間，無論是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還是偽滿政府發行的偽幣，包括共產黨在自己根據地發行的邊幣，統統都出現了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靠薪水為生的教師和公務員雖然頻繁漲工資，但是工資的增漲速度太慢，貨幣的貶值速度太快，所以實際收入一落千丈。土財主手里有糧，心中不慌;小商小販小市民囤積物品，也可以抵消貨幣的部分貶值;公務員有特權，可以偷吃偷拿;唯獨教師難以為繼，只能靠賣書、典當和借貸來糊口，從原先令人羨慕的鳳凰淪落為被人譏笑的窮書生，甚至連拉洋車的都未必看得起他們……這一“腦體倒掛”現象一直持續到了抗戰后，持續到了新中國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