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家陳獨秀

陳獨秀一生中有過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是親姐妹，這場不倫之戀曾經引起軒然大波。雖然陳獨秀與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不顧流言蜚語結合了，最終還是分道揚鑣。

陳獨秀1897年在家鄉安徽懷寧結婚了，他的妻子就是原先當過安慶府統領的清軍副將高登科的女兒高曉嵐(亦叫高大眾)。

婚后，夫妻二人起初相處得還算過得去，一方面是陳獨秀本來就對這門親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曉嵐到了陳家以后，恪守婦道，生活十分儉樸，在鄉里很有賢惠之名;數年之后，高曉嵐為陳家也添了對兒女。照理，這對夫婦是該相安無事地聊度時光了，可是陳獨秀卻覺得，他們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異已到了難以彌合的境地：陳獨秀少年得志，頗負才名，高曉嵐則目不識丁，結婚以后，陳獨秀多次勸她多識些字，學點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說，學些好聽的兒歌。偏偏高曉嵐不屑一聞，自以為“女子無才便是德”，為此陳獨秀漸漸感到心灰意冷。之后，倆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說話，形同陌路。

就在陳氏夫婦關系遠散的過程中，高曉嵐的同父異母妹妹高君曼，走進了陳獨秀的生活。

據張寶明、劉云飛《飛揚與落寞：陳獨秀的曠代悲情》，高曉嵐母親死后，高登科的續弦亓氏于1885年生下了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眾，又名君梅，小陳獨秀六歲。高君曼與姐姐高曉嵐生活環境不同，她是生父生母的掌上明珠，從小嬌生慣養，少有挫折，受教于家庭教師，知書達理，思想開闊。在性格上，她開朗，干練灑脫，熱情奔放。曾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就讀，思想進步，見識廣博，并熱愛文學，特別愛讀陳獨秀發表在各報刊上的作品，對姐夫很是仰慕崇拜。

高君曼身材高挑，時裝新潮，一頭短發下，明眸皓齒與微露的笑容，處處顯示著清麗恭良的新式特質。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滿腔的熱情，新穎的思想，不凡的談吐，讓陳獨秀耳目一新，很快兩人便覺相見恨晚。

后來，高君曼尋找機會，借著各種理由與陳獨秀單獨接觸，或促膝談心，或小徑漫步，交流思想、熱烈討論。當時，陳獨秀常常去藏書樓發表時事演說，高君曼便常常去那里閱讀進步報刊或聽姐夫演講。

起初，二人朝夕相處地探討學問，在傳統的倫理觀念里，人們幾乎不敢設想會發生什么。這種思想，當然也包括恪守傳統的高曉嵐。

當二人難割難舍時，一個難題便擺在了這個封建家族的面前。兩個性情剛烈的叛逆者的出現，使得最終結果只有兩種：打破或者扼殺。

對于已決定隨時因家族壓力雙飛遠遁的二人來說，扼殺已漸次的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繼父陳衍庶甚至以“退繼”相威脅，但陳獨秀根本無意繼承其遺產，陳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無濟于事。

鄉鄰的傳說沸沸揚揚，陳、高兩家嚴厲指責。但二人并不在乎。

1909年年底，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在杭州與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陳獨秀與高曉嵐的夫妻關系已名存實亡。

31歲的陳獨秀在陳高兩家一片反對和譏諷聲中，與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結為伉儷，與家庭中斷了關系。此時的高君曼，一身入時的江南裝扮，亭亭姿秀，綿綿溫雅，時常伴隨陳獨秀出訪高朋，聽琴瑟互答，過著美好的隱居生活。

九年奮斗中的苦悶、寂寞、不滿現實與對未來的期待，交織著與佳人相娛的幸福及報國無門的悲慨與惆悵，同時也表達了他無意逃避現實，積極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高君曼與陳獨秀的結合使高曉嵐成了被同情的對象，就連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對他們二人的結合也深為不滿，成了后來一直難以開解的家庭疙瘩。

高曉嵐這位舊式婦女，恪守婦道，嫁到陳家33年中，生育了延年、喬年、玉瑩(筱秀)、松年等子女，她總是穿著藍布長褂，寬大的褲腳管，用繩子扎得緊緊的。上孝公婆，下撫子女。1930年9月9日，高曉嵐在安慶去世，終年55歲。

高曉嵐去世后，高君曼帶著兩個孩子為姐姐奔喪，雖時光匆匆，二十多年過去了，但在陳家一年多的時間里，陳氏家族對她仍耿耿于懷，鄙恨難泯。

嫌隙漸生高君曼離陳獨秀而去

陳獨秀經歷了一場婚姻悲劇之后，自然對高君曼加倍憐愛。高君曼為人賢淑，知書達理，能理解陳獨秀的事業，所以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伉儷之間和睦相處。

據《黨史博采》記載，但是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較向往穩定寧謐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在這方面，陳獨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他天生就是一個看輕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闖北，屢遭風險，家人也跟著顛沛流離，很難過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別是陳獨秀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之后，高君曼的生活就一直充滿著動蕩，甚至還陪著他一起坐過班房。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與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畢竟差距太大，只是憑著對陳獨秀的崇仰苦苦熬著。可是這一片苦心偏偏又沒有得到陳獨秀的體諒。尤其在對待陳獨秀與高曉嵐的子女問題上，陳獨秀的固執和偏見極大地刺傷了高君曼的心。

事情是這樣的，自從陳獨秀把《新青年》編輯部遷到上海后，陳獨秀和高曉嵐所生的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也來到了上海。他們白天在外工作謀生，夜間就借宿于《新青年》雜志發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艱苦，人們看到后無不暗暗責怪陳獨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喬年接到家里去食宿，但陳獨秀堅決不同意。于是她跑到好友潘贊化處求他勸勸自己的丈夫。并且哭訴道：“我是他們的姨母，又是繼母，我從名義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們兄弟，一定會甚于我親生的兒女，但他不讓他們在家里食宿，不知道這件事情緣由的人誰又會原諒我呢？”誰知道陳獨秀知道了這事以后，反而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仍是不同意讓延年和喬年來家里住食。

陳獨秀的固執暴躁和古怪乖張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無可忍，傷心透頂，終于開始了口舌之爭，繼而又發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嬌生慣養，受不得半點逆來之氣，更何況陳獨秀還振振有詞地宣布她是“資本主義”，她遂把愛情前景看淡，終于帶著自己所生的兒女，離陳獨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殞，也再沒有去見陳獨秀一面。

2、軍事家王近山

朝鮮戰爭結束后，王近山回到了祖國。他先任山東軍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后被任命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公安部副部長。1955年，剛剛不惑之年，他又被授予中將軍銜。誰知偏偏這春風得意之時，他的人生觸上巨礁，一場感情的變故使他從輝煌跌落到了谷底。

事情起因是王近山又“撒瘋”，要與結發妻子韓岫巖離婚。

王近山與韓岫巖結婚十多年了。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頭嶺戰后身負重傷，住進了129師醫院。韓岫巖是129師醫院的護士，長得很漂亮，是有名的 “院花”。她叔叔原本是當地有名的郎中，抗戰爆發后，韓家12口人包括60歲的老奶奶都全部“入伍”，參加了八路軍。來時全家為129師醫院馱來許多醫療器械和藥品，被稱為半個醫院。這樣的光榮背景，加上“院花”之譽，使韓岫巖在醫院很有名氣。在王近山住院時，錢信忠院長特地派她護理。一同住院的陳錫聯一看男才女貌，于是暗中牽線搭橋。結果，一年后兩人就結婚了。婚后，雖聚多離少，但他們生了8個兒女，應該說夫妻兩人是有感情的。但事情的發展卻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

新中國成立后，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團駐扎在重慶。經常應邀給大學生做報告。幾次報告下來，他那有傳奇色彩的經歷、幽默風趣的語言，讓那些崇拜英雄的大學生敬佩得五體投地。常言說：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王近山也走不出這個永恒的怪圈。這時他才 34歲，年輕英俊，又是兵團司令員，終于，他的風采把一個女大學生迷住了。

這位女大學生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妻妹——韓岫巖的嫡親二妹。

一個是威風八面的年輕將軍，一個是談吐風雅、漂亮迷人的女大學生，兩人在迷迷糊糊中靠攏在一起了……

“聰明人”是“外面彩旗飄飄，家里紅旗不倒”，偏偏這王近山是“一根筋”，一旦和她好上了，就和妻子韓岫巖打冷戰。此時，韓岫巖做著海軍醫院副院長，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親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這個現實。在痛苦失望和氣憤之中，她選擇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轉意。可一等好幾年，王近山從朝鮮歸來后，還是讓她失望了：冷戰如故。1963年，夫婦倆一場爭吵后，韓岫巖一氣之下，只好向組織報告，請求組織解決丈夫的“作風問題”。

王近山與韓岫巖雖是多年夫妻，但性格卻如當年他們的“介紹人”陳錫聯說的，“兩人是一個脾氣，針尖對麥芒”。這下韓岫巖向組織上反映老公的“作風問題”，事情一“鬧”大就不可逆轉了。

投訴信幾經上遞，轉到了副主席劉少奇手里，他派人來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聽妻子把自己的“作風問題”告到了黨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獅，瘋勁一來，反向組織打離婚報告，要和韓岫巖離婚。組織上找他談話，批評他，教育他，他卻回答：

“我王近山好馬不吃回頭草，離婚我鐵定了，你組織愛咋辦就咋辦！”

老首長聞訊急忙來打招呼，也被他頂了回去;老戰友再來苦口婆心勸說，他也無動于衷，誰也勸阻不了他。形勢一天天對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處理他的風聲。然而，他還是“撒瘋”硬是不回頭：

“不打報告還好說，告中央就非離婚不可了！”

最后，據說一位老首長“偏心”批示：“離婚屬家務事，是法院所管，組織上不好干預。”于是此事暫時打住。

可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馬上到法院辦離婚手續。結果，離婚案終于驚動了毛澤東，又親自批示劉少奇處理此事。

幾天后，中央組織部處分下來：撤銷王近山大軍區副司令員職務;行政降為副軍級(軍銜從中將降為大校);開除黨籍;轉地方安排。

一個“情”字，讓這位出生入死的將軍從天上墜到了谷底，扎實地摔了個“大跟頭”。

3、藝術家金山

1950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宮張燈結彩，29歲的孫維世和39歲的金山喜結良緣，北京的各界名流紛紛前來賀喜。婚禮那天，鄧穎超同志來了，她送給孫維世一份珍貴的結婚禮物，就是《婚姻法》，意思就是大家遵守《婚姻法》，要彼此忠實，要好好對他們的女兒。

結婚后兩人就搬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分給金山的那個宿舍里面，新世覺得跟姐姐再住一起就不是很合適了。經周恩來、鄧穎超同意，就住到了西花廳。在孫新世的記憶中，這是一段讓她十分留戀的時光。周總理、鄧穎超親切地稱呼她為粵生女兒，總理接見外賓中間有十分鐘休息，他就回來跟幾個孩子打乒乓球，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52年。“總理爸爸去朝鮮訪問，晚上我陪小超媽媽談久了，她就讓我睡總理爸爸的床，那才叫真的幸福。”說到這里，新世老人像個孩子似的，滿臉皺紋都綻開了花。

孫新世這個時候過著挺快樂、挺平靜的生活，不過此時姐姐的婚姻起了小小的波折。1951年，金山和文化藝術慰問團前往朝鮮戰場，受到金日成的歡迎。金山表示要寫一部中朝抗美的電影，這讓金日成大為贊賞，并親自安排自己的女秘書給金山當導游兼翻譯。但時隔不久，倆人就因感情出軌而犯了錯誤，金山受到開除黨籍、撤職查辦的處分，這件事使孫維世在生活和心情上都跌入低谷。最終她還是原諒了金山，這也讓金山十分感動。

之后，孫新世去了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專修俄羅斯文學。鄧穎超為了讓遠離祖國的孫新世不感到孤獨，經常給她寄書、寫信，對她關懷備至，而孫新世也是事無巨細都向鄧媽媽匯報。當她把自己找到男朋友李宗昌的消息告訴鄧穎超后，不久便收到鄧媽媽的一封親筆賀信，祝賀孫新世找到了她的另一半，這令孫新世十分欣喜。

1957年2月，年過30的孫新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她和丈夫返回了祖國，她被安排到了北京大學任教，讓孫新世感到高興的是她又能經常見到鄧穎超媽媽和周恩來爸爸了。

“后來我生了小穎，孩子叫他們爺爺奶奶。第一次我帶孩子去西花廳，小超媽媽親著我的女兒說：‘讓大穎親親俺小穎’。小穎太小，不識寵，把西花廳里的沙發都尿臟了。鄧穎超同志還是樂呵呵的。他們老夫妻倆都非常喜歡孩子。有一次我們看電視上播出“十一”游行，第二天我女兒就對總理說：昨天我在電視里頭看游行了，我還看見你了。總理就說：那你長大了也去游行。她說那我怎么進去呀，她以為要游行得進到電視里才能游行。總理就把她抱到西花廳外面的大鏡子前，說：‘你看，你這不是進去了嗎？’結果小孩兒笑，總理也笑，笑得非常爽朗。”像這種特別輕松的時候后來就不多了，因為很快“文革”來了，孫新世再也沒有聽到周恩來這么爽朗的笑聲了。

嫁給姐姐的丈夫

“文革”風暴開始后，江青僅以孫維世曾送一次戲票給李立三為借口，無端地在孫維世的頭上加了一個“蘇修特務”的罪名，對其進行殘酷的批斗并將其抓走。孫維世在沒被抓走前，特意密約妹妹新世每星期五晚上在天安門前見一次面，交代妹妹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自殺。如果我死了，一定是被人害死的，你們千萬不要相信我是自殺。”可是，江青為了殺人滅口和整倒周恩來，不久就將維世折磨死了。新世悲憤極了，因為她比別人更了解姐姐，也更愛姐姐。爸爸犧牲后，維世跟著媽媽東躲西藏地在上海，長到十五六歲時才找到組織，后隨周恩來、鄧穎超等出國深造，上了蘇聯東方藝術學校。在蘇聯，維世參加過蘇聯衛國戰爭。由于她會講一口流利的俄語，所以1950年，毛澤東、周恩來首次訪問蘇聯時，曾擔任過“毛澤東—斯大林—周恩來”會談時的首席俄文翻譯。這樣的人怎么可能是壞人呢？針對江青的為非作歹和無法無天，孫新世不顧一切地說：“一個把革命同志當成敵人的人，那么她自己也就成了敵人。”孫新世為此當即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但是批斗了幾場之后就被擱到了一邊，原來進駐他們機關的軍代表根本沒有把她的材料上報“中央文革小組”，所以她也就幸免于難。

1975年4月，金山從秦城監獄釋放回家才得知妻子早已不在人世了。為了更好地照顧金山，孫新世一家都和金山住在一起，讓失去妻子的金山晚年得到很多安慰。不久“文革”結束，孫新世離開了工作了20多年的北京大學，調入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我就覺得姐姐去世了以后，唯一的親人就剩了我們了，我們應該好好照顧他，當時我愛人也是這么想的。后來我愛人去世以后，金山他考慮到我會不會搬走，于是他給那個黨組寫了封信，希望批準他跟我結婚。”新世老人深情地說。

1976年，50歲的孫新世與65歲的金山開始攜手人生，共同醫治心靈的創傷。1978年，金山擔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主任等職務。1982年7月7日，他因突患腦溢血而與世長辭，終年71歲。

隨著歲月的流逝，身邊的親人都一個個離去，目前孫老的孩子們旅居國外，她經常出國探親。對這位80歲的老人來說，北京的家總讓她十分留戀，而每逢清明或親人的忌日，她都會到北京的公墓給親人送上問候。有幾個紀念日是一定要紀念的，周總理逝世的日子、鄧媽媽離世的日子、姐姐、金山、哥哥……還會寫一點什么東西紀念他們。“當初給《文匯報》寫過很短的一篇東西，我就病了很久，因為我一回憶就生病。等身體好一些我就好好寫一本回憶錄，紀念姐姐他們，我覺得要不寫對不起他們。”新世老人說到這兒抹了把臉。